文章指出，江泽民的“新思想”其实只是一种藉口，真正的目的是权力交接，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分配。去年江泽民未能成功地把他最信赖的心腹曾庆红弄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这次有四名常委要离休，对江而言是最后一个机会，他要达到目的。这不仅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精神的接班人，而且2002年江泽民退休后，身兼中央组织部要职的曾庆红至少还可以保护江选拔的接班人。
文章认为，中共内部围绕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展开的论争，从共产主义理论史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陈词滥调，但在这种表面毫无新意的废话后面，却掩盖着中共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场基本观念的论争。由于共产党的内部的论争总是导致某种“批判”或“修正”，因而这种关于党的基本观念的“名理”之争，其理论色彩的变化也决定着未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占据何种地位。
文章指出，这种潜在的变化可以从中共历史的一些理论事件来加以考察。60年代毛泽东把苏联的赫鲁晓夫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赫鲁晓夫曾说共产党应该代表全民的利益，修改了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的理论。四十年后，又发生了同样的论争，这次是在中国内部。江泽民以某种形式重新提出赫鲁晓夫的理论，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和人民的利益。
文章作者认为，这场发生在今日中国内部的理论事件应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江泽民要树立他个人与毛泽东或邓小平齐名的威望，不得不将他的所谓“新思想”强加于全党，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党争的藉口；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理论之争不仅在党内，也在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引起对共产党自身地位和社会构成的重新评估，这就是江泽民关于允许企业主入党的理论之由来，亦即保守派所抨击的江泽民的“向右走”。按照江的理论（朱熔基也赞成），代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50％的私营企业的企业主，理所当然应该加入共产党中来；但在以李鹏为代表的中国保守派看来，江泽民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背叛”。
至于这种论争下引起了什么后果，或者说现在的中国政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除了经济现象之外，可以从中国左右两翼知识分子的充满矛盾的心态反应来加以分析。文章指出，江泽民之所以强调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是因为以江为首的中共核心已经意识到，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新资产阶级不进入共产党领导层，他们早晚会造反。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共产党的评价时，文章认为右翼知识分子和新左派代表了这一时期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应。文章指出，右翼知识分子潘岳最近曾撰文建议共产党重新评估过去只依赖一种社会阶层的传统做法。潘岳认为，在经济立国成为国策之后，共产党依靠的社会最先进力量应该是社会的技术人员和企业人员，而不是工厂的雇员或工人了。潘的这一观点完全投合江泽民的胃口。江可能受一些智囊的建议，前不久曾邀请中国最大的企业家夏中华参加共产党在北戴河的会议。这一举动自然遭到来自“左”的攻击。林炎志在左派杂志《真理的追求》的讨伐文章即是一例。林炎志的文章说私人企业老板加入共产党势必在共产党内部埋下不和的种子，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江泽民为此下令查禁了这本杂志。
文章指出，虽然外界看到江泽民封了《真理的追求》这样的保守派理论阵地，但在权力交接迫近之时，其实总书记并未能全盘掌控政局。面对保守派的攻势，他不得不依靠在党内的右翼势力。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理论界更有地盘的是新左派，而不是江泽民想依靠的右翼势力，尽管江泽民试图在党内扶植右翼。
文章认为，中国的新左派目前的作为，其实是与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专家站到一起批判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新左派所受的启发，可以归结为何清涟那本畅销书《现代化的陷阱》的内容，那本书讲的是1998年共产党如何成了土匪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的路标。书作者本人感到她的观点不为当局所容，最后选择了流亡美国的道路。这种个人的命运对新左派而言，可能是悲哀的。
文章最后指出，今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一个专制政权的本质就是容不得不同的观点和探讨。现在的中国政权已经变成一个平庸的右翼极权政体。可悲的是，很多人还不能很快就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