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假左派与流氓无产阶级的啼笑姻缘

　　一、争执由何而起？

　　这场争执起源于我提出的一个不等式：“弱势≠正义，流氓无产者也是‘弱势’却是最反动的势力。”任何不是恶意曲解的人都可以意识到：我的“不等式”并不是攻击弱势群体的，而是提醒弱势群体，保持纯洁性，不要沦入流氓无产者的误区。假左派国语先生看到我的不等式后迫不及待地对我指责道：“流氓无产者并不是什么‘最反动的势力’，而是可以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群众。当年国民革命军、中国红军以至俄国红军中就有不少流氓无产者的成份。”不仅如此，假左派国语先生还给我扣上一顶帽子：“革命导师列宁也没说过他们是什么最反动的势力，可见某些自称爱苏联的所谓‘左派’其实是列宁主义的叛徒。流氓无产者其实就是无业无产的游民，再怎么也是阶级压迫的受害者，他们的一些缺点和不良行为也是压迫阶级造成的，应当由压迫者负责。”

　　假左派国语先生这番话首先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的真实面目。我甚至敢断言他甚至连《共产党宣言》这样最基本的、属于“共产主义ABC”范畴的著作都没有看到过，否则他决不会这么理直气壮，更不会用“革命导师列宁也没说过”来给我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这正应了《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那句语录：无知就是力量（如果假左派没有看过这部《一九八四》而理解不了什么叫“老大哥”的话，恕我在此不做解释）。看到假左派这副假装义正词严、真理在手的样子，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者的描述来回答他：“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页）

　　看了马克思的原话以后，假左派国语先生自知理亏，但仍然虚晃一枪，无理狡辩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你这套把戏比王明之流又高得了多少？”－－就这么着，短短几分钟之内，假左派国语先生像一位伟大的魔术师，刚才还依据“革命导师列宁也没说过”把我定为“列宁主义的叛徒”，现在又因为我念了一条马克思的语录而把我变成了一位王明式的、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者”（啊！角色变化太大，以至于我这个“列宁主义的叛徒”到现在还无法适应这个“教条主义者”的新头衔）。当然，魔术大师国语先生也似乎意识到这个戏法变得有些唐突，因此只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王明这种‘理论家’终于还是当了革命的叛徒。”－－哈哈！魔术师的这句话不但没有给自己找到台阶，反而暴露了他对历史和政治的一窍不通。因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王明自打从苏联回国就宣称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从来是瞧不起毛泽东式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虽然王明犯了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始终没有放弃他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你可以说张国焘叛变，也可以说陈公博、周佛海叛变，但独独不能说王明“叛变”。因为王明被废黜后，又回到苏联去当他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并彻底归化做了苏联人，病逝后被安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请问假左派，王明一生什么时候改变过自己的信念？他究竟“背叛”了谁呢？

　　二、什么是流氓无产者？

　　如果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流氓无产阶级仅仅是指出了他们的一般特点，那么，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写到：“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2页）是的，没有什么比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描述更精辟、更淋漓尽致了。这些由盗贼、惯匪、敲诈勒索者、职业乞丐、无业游民、妓女、地痞流氓等等组成的“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正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分析，不仅仅指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两重性，而且也指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性。请注意：“（流氓无产阶级）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这无疑是指他们的两重性，而“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则鲜明指出了他们的倾向性。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对流氓无产阶级保持高度警惕性。

　　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的痛恨和厌恶不是没有道理的。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每天1法郎50生丁的价格收买了这些流氓无产者，建立了准备屠杀工人用的“别动队”。然后，流氓无产者充当了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刽子手。《世界通史》中有这么一副插图，再形象不过地描绘了当时法国流氓无产者的形象：歪戴帽子、敞胸露怀、花格裤子，以流氓的典型姿态斜靠在长枪上，再配上典型的、恬不知耻并随时准备被任何人收买的无耻表情。

　　流氓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与工业及农业无产阶级（以下合称“产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是“截然相反”的。产业无产阶级是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剥削与压迫。剥削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是根本没有什么“人道”概念的，他们象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无产阶级，榨干他们的血汗、镇压他们的反抗。因此，以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遭到这般苦难，产业无产阶级始终保持着正义的优势和自己队伍的纯洁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仅是解放自己，而是要解放全人类。而流氓无产阶级，则是一批自甘堕落、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腐化分子，他们梦想一夜暴富，梦想不劳而获，天然就是上层的剥削阶级分子的别动队与后备军，与产业无产阶级除了一无所有这一点相似之外，毫无共同语言。流氓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下都是社会渣滓、害群之马，他们毫无建设文明的本领，只有破坏文明的能量。流氓无产者总是能与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反动统治者、政治流氓找到共同语言。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也根本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人类的解放，而是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造反”的心态可以说是流氓无产阶级被卷入革命运动时心理的写照。阿Q“造反”的动机是“阿Ｑ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他对“革命”的认识就是“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他的“革命”措施就是公报私仇－－“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而他革命的目的，则是“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样的“革命”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人类解放斗争怎么可能找到共同语言呢？！

　　阿Q是流氓无产阶级中对社会危害度稍轻一些的无业游民，我和鲁迅先生一样，对阿Q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流氓无产阶级的其他分子，比如恶棍、无赖、流氓、惯匪、敲诈勒索者、骗子手，他们是一批彻底没有人性、道义和基本的做人准则可言的社会渣滓，他们的理想完全是以一种剥削社会代替另一种剥削社会，除了让这些流氓无产者成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新的剥削者之外，劳动人民除了付出血的代价，还会得到什么？明代末年，流氓无产者张献忠所进行的“起义”，走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造成四川人民“百不存二”；等到进了成都，头一件事情就是四处掳掠，充实后宫；后来在成都站不住，就干脆屠杀了全部成都居民，一把火烧掉了锦绣蓉城－－今天的流氓无产者所进行的“革命”，又将是一幅什么图景？（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流氓无产者是“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得出了结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并警告各国的无产阶级：法国的“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3页）。这个分析与结论，在以后150年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曾经说：“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01页）对我国农村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曾经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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