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频频响起--从厦门远华案到沈阳慕马案

胡长清、成克杰、远华案、慕马案，近几年陆续曝光的高官大案，可说是在诸多方面“刷新”了贪官们所创下的“纪录”。甭说建国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前几年的胡建学之流，恐怕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难以望其项背的了。这回的慕马连着远华，更生动地演绎了“窝案”的全镜头。因此，对此进行梳理总结，实在很有必要。不是要以案论法吗？不是要搞警示教育吗？我看，这样“级别”，这样“规模”的案例，足够了，足够了。

一曰“人有多大权，便有多大胆”。这几年高官贪鄙案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利用手中大权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比如这个马向东，年轻有为，就因手中握有大权，便趾高气扬，人五人六起来，将一切法规、纪律弃置脑后，在贪和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曰作风糜烂，“小节”巨亏，“漏洞”百出。这几年改革开放，崇尚人才，于是便有“能人不拘小节”论应运而生。此风所及，影响党内，一些高官也以“潇洒”为荣。马向东嗜赌成习，也是从“小”开始的，愈演愈烈。至于声色犬马，玩女人，恋美色，直至宿奸嫖娼，更不在话下，一并“笑纳”。此次慕马案中，就又有几例是重蹈了“桃色腐烂”之覆辙的。

三曰官匪勾结，猫鼠共舞，沉瀣一气。一些为官者手中有权，便急吼吼意欲“寻租”；一些无良大款乃至黑帮手中有钱，更属意官员手中之权。于是一拍即合，两行其便，投桃报李，皆大喜欢。赖昌星、刘涌，一个是社会“能人”，一个是民间“强龙”，说白了，都是社会渣滓，地痞流氓，但是，他们偏偏成了一些高官们的“座上宾”，一些高官则成了他们的“保护神”。为此，走向贪鄙丑陋，乃慕马之流必由之路也。

四曰化服务、管理关系为买卖、结拜关系。官者，管也。我们的各级干部，既是权力的执掌者，又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人民群众的服务者，是之曰“管理也是服务”。但在一些贪官的字典里，这些字眼都变了味。管变成了卡、要、拿、占，权位成了谋取私利的筹码、工具。于是，一幕幕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闹剧、丑剧、滑稽剧便接二连三地上演，不绝如缕！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买官卖官，用公款和不义之财买官卖官！慕马案中透露的一例颇为典型：同样是年轻有才有为的迟若尘，多次向马向东行贿，而迟本人又是“7次向基层索取财物”的贪鄙之徒。迟的钱是哪里来的？肯定不是他公务员报酬所得。这里就揭出了一个连环套：收人款项或贪污公款－－公款送官或不义之财送官－－谋得更大的官位后继续收人款项或贪污公款以权谋私。这一点，提醒有关方面多加注意。

五、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便是贪官之权得不到有效监督，权力“无穷大”。理论上，我们有组织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但谁能监督住慕绥新、马向东？谁能监督住成克杰、胡长清？胡长清的“三讲”是高票通过的，马向东就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多次去澳门豪赌……何监之有？何督之有？没有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关方面宜从措施上“补洞”，有真正的釜底抽薪之计也。

六、从“个类”到“窝案”，是否应对我们的一些体制建设敲响警钟？说到个案，我们可以说是“偶然的”，是“极少数”，但“高案”就不能如此解释了，这里那里都出现“窝案”就不好如此搪塞了。当然，和我们党六七千万的大多数党员比起来，贪官是少数。但账能光这么算吗？“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民谚名言，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即要抓好制度建设，堵塞漏洞，根除出贪官的土壤。这是个大课题，一个现实课题，躲闪不得，放松不得啊！

从远华到慕马，警钟频频响起。我们从轰然作响不绝于耳的警钟声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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