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说，在凉爽的秋日，北京大学多树的校园同美国长春藤校园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人们来到北京大学参观香港富商李嘉诚捐款建造的价值千万美元的图书馆，和中国的贸易公司捐款建造的有2，200个座位的漂亮的新礼堂。校园内，有衣着时髦运动服的学生在打网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穿过草坪，消失在入画般的未名湖边的树林中。
随着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来自国外的捐款的增多，北京大学正尽力将自己作为世界级别的大学推向世人。
从外观看，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是成功的。然而，对于“世界级”而言，更重要的要素是研究和教学，和更加关键的无形要素，例如创新、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在这些方面，北京大学官方承认，同世界的最顶尖级别的大学相比，北京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同时，他们表示，他们下决心在2015年赶上这些世界级别顶尖大学。但是，对北京大学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北大将面对的最严重挑战。批判性思维很同中国现有的法定要求难以适应--中国的法定要求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指导。
中国的僵化的教育官僚体制是北大的另一个障碍。例如，北大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淘汰年老并且思想僵化的教员，因此无法将有限的资源用来聘请年轻的而有成果的教师。
但北大的改革还是在取得进展。例如，北大的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有助于给北大--这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的师生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必须的技能。
文章说，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同世界级别的大学格格不入。对于许多教员，他们在国外的经历让他们对此感觉得尤其明显。
历史学家，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牛大勇(音译，Niu Dayong)曾在美国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re )和哈佛大学分别做过一年的研究。他说，他在1990年代在美国的研究经历使他相信，北京大学对学生的教育使他们太专门于自己的专业。
他说，他的同事们花很少，甚至根本没花时间向学生介绍中国和国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北大的学生读的东西太少，他们讨论的机会也不多。
牛大勇认为，北京大学和世界的顶尖大学的距离在于，教师所教授的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方法的质量。问题是，由于中国只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北大是否能够研究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个问题。
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没有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而中共的时不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导致很多教员对试验性的研究和教学战战兢兢。
牛大勇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目标是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他说，对很多保守的中共人士而言，“非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