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自己的帝皇行为是不避讳的。最早记载的一部是《贞陵遗事》。开始披露了李忱在封光王期间受到当皇帝的侄子欺凌轶事，“上在藩时，尝从驾回，而上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边得水以进，遂委而去……已而体微暖有力，遂步归藩也”。作者令孤澄即是宣宗朝宰相令孤绹之子，据称唐宣宗在朝政后，喜欢与大臣闲谈旧事，“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资治通鉴》）。故此处所记，似含有遭侄儿皇帝陷害痕迹。唐昭宗朝宰相韦昭度的记述就更清楚了，据他写的《续皇王宝应录》说，光王李忱按既定方针是继位做皇帝的，但却为李昂（唐文宗）抢先做了皇帝；李昂刚死不久，其弟李炎（唐武宗）又对叔父大不放心，“武皇虑有他谏，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巷，幽之数日，沉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愍之，乃奉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于宫厕，诛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于车中，以粪土杂物复之，将别路归家，密养之三年，后武皇宫车晏驾，百官奉迎于玉宸殿立之，寻擢仇公武为军容使。”
尉迟握《中朝故事》也记述了唐武宗对他的“极深忌焉”；而且最先披露了李忱曾外出做和尚，“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三篇涉及李忱的野史笔记，都提及他的困境，见于晚唐政局如走马，其中宫闱争讧更见混乱，所以司马光兴修《资治通鉴》，均没有引用。司马光治史严谨，但却不讳言李忱在父亲（唐宪宗李纯）死后的韬晦之术，“怡（李忱原名李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大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武宗）性豪迈，尤所不礼”（《资治通鉴》卷248）。而在武宗患病不治时，他被宦官立为皇太叔，“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同上）此处亦可蠡测，李忱如果年轻时过着袴子弟饱食终日，缺乏社会生活，是很难有处世之术的，所以《旧唐书》称他，“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民间疾苦”，显然这里是包孕不少隐情的。
因此自尉迟握《中朝故事》为俑，五代、两宋时的笔记，如孙光宪《北梦琐言》、陆游《避暑漫抄》都有记述光王李忱，受到李炎（唐武宗）逼害，不能居住长安，而潜逃为僧的故事。
据传光王为僧最初的落脚点是浙江海宁的镇国海昌院，原名庆善寺，俗称北寺，初建于梁。当家方丈齐安原系唐室宗亲落发为僧的，李忱当了一名小沙弥，取法名为琼俊。齐安发觉他举止不平凡，另眼看待，倍见礼遇。宋初推出的《宋高僧传》在《齐安传》里，就记述了两人相遇的事情。宋窦思永《铜僧伽瑞像记》也说，“初，宣宗逃难出奔，落发为比邱，遍参诸方，独器许于盐官和尚。”（转引乾隆《海宁州志》）后来，李忱回长安登基，几次派使来迎齐安，“既登极累诏不起”（明《安国寺忏堂记》），不久，齐安圆寂，李忱十分伤悼，特地写了悼诗，“敕葬安国寺，谥悟空禅师”（乾隆《海宁州志》），大兴土木，扩充寺院，建造舍利塔，并令光禄大夫、御史中丞卢简术书写《唐悟空禅师塔碑阴》：“今天子绍开洪基，保定景福，以为生灵遇善本乎”（《安国寺志》）。神乎其神写下了皇帝为报恩禅师的心态和行为。
李忱与齐安为师徒的故事流传极广，所以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苏轼游海宁，特为撰写《大悲阁记》，并有七绝《悟空塔》：“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无人。”此中即是指齐安早就辨识在落难时的光王李忱。
李忱据说还与唐末高僧黄檗禅师希运相从。他在海宁当沙弥时，有次正逢黄檗来海昌院说法，“尝为盐官首座在殿上礼佛，时宣宗为沙弥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佛何所求？檗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宣宗曰：用礼何为？师便合掌。宣宗曰：太粗重。檗曰：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掌”（乾隆《海宁州志》）。传称黄檗也有“天眼”，他看出宣宗的帝王之相，就邀请他同游，就此，李忱就离开了海宁，先后赴江西、湖南诸地，又随黄檗隐居安徽泾县泾水西畔。“一日，邑令入山，志不在道，风光（李忱小名）坐而不起。邑令怒责之，令收禁。先是禁长梦黄龙以爪障禁户，恐必贵人，至明晨，伟然一僧，手撑禁户不肯入，禁长跪而呼，风光止之，乃书一扇，诗内有‘朝廷若问河南事，报导风光在水西’句，令至京卖之，口称看钱一千。禁长如所嘱，有司见禁，迎太子入相，值武宗将崩，即位号宣宗。”（《泾县志》）这里很多不合常理，但也却增加了有关唐宣宗做和尚的笔墨。
见于唐武宗与寺庵争夺劳动力和财富，几次下令灭寺勒令僧尼还俗，而宣宗又崇信佛教，兴旺寺庵，所以有人怀疑这些情节乃出自宣宗以后，僧尼或与僧尼的文人加意捏造；但质之宣宗“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有称“小太宗”誉，更非尸位素餐的晚唐宫廷能扶植的，对此仍得继续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