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得起中国？

　　1998年底，大概是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辞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节目－－是CCTV－4 播放的一个记录片，讲的是1998年10月份，湖南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期盼与艰辛之后，村民们终于有了一条通往山下的路。一位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从山上她的家拄着拐杖，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他们的村部，她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看着那些来参加山路开通仪式的领导们用的汽车，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汽车！

　　看她用一双苍老的手抚摩汽车的样子，听她没牙的口中说出的话在风中飘飞，我泪流不止，在她行将走完这漫漫的一生的时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么是汽车！这就是我们勤劳善良的祖辈的命运吗？电视记录篇说开通这条山路用了几十万元钱，山路没开通以前，村民们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远门一样，他们要用肩膀翻山越岭地把自家山坳里生长的土特产品背到山外去卖，那种艰辛，我相信自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可是，就在那个通车仪式上，却有那么多的高级轿车，一排排地亮在那里，其实，用那些车里面随便的哪一辆都能换来这条路的。

　　看完电视以后，我都不明白这个电视记录片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是说那些山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有了一条可以下山的路么？是表扬党和政府的功绩，还是为了让我们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样的艰辛里？已经有多少次了，每当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从媒体中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从中得知谁该对这灾难负责的么，我们能够听到老百姓对责任人的批评么？不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的媒体怎么样把一次次的灾难转化成一种歌颂的。抗洪抢险如此，抗震救灾如此；发生海难时如此，发生火灾的时候，还是如此；老百姓贫穷了多少多少年，贫穷到了没见过汽车、不知道什么是电视，从来没有走过柏油马路的时候，还是如此－－当有一条山路的时候，总是歌颂着什么什么“关怀”之类的，有谁想过这“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有谁想过要对这晚来的“关怀”提出一点质疑？当然，我们都知道，发出质疑的声音比歌颂是困难得多的，也好像危险得多。表面上看，另类，总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漫漫长途来看，还真说不好，到底那一种才是另类呢。

　　谁对得起中国？

　　“大跃进”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为了标榜自己“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以路宪问为首的河南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的９个常委有８个同意把全地区的粮食总产数量由10多亿公斤浮夸成35亿多公斤，为了实现这个谎言，他们以这个数字强行向农民征粮，征不够，就开展“反瞒产运动”，直至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到了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在河南的信阳地区的官仓里堆满了粮食，但是，为了不让上级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强征粮食的罪行，路宪文他们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本地区100 多万的老百姓成了饿殍，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饿死了以后都没有活人去埋了！100 多万条生命，就这样白白地死了，他们死得有多冤谁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 多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饿殍的，在他们从挨饿到死亡的期间是有一段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饥民们为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宪文一伙为了怕饥民给自己的“政绩”抹黑，竟然派人去砸农民的锅，就连农民外去讨饭这条路，也被那些禽兽不如的暴虐干部拦路设卡给挡住了（以上资料来自网络上的新闻组）。

　　连讨饭都不允许，这样的日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时期又曾见过几回？而现在，当人们想反思过去，追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种禁忌，为什么？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对“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可是，这样的声音也成了一种禁忌。

　　谁对得起中国？

　　遇罗克在19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1966年8 月的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1966年8 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日至9 月1 日，这个县内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个“黑五类分子”，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据遇罗文的文章《大兴屠杀调查》）。

　　谁对得起中国？

　每当我想到这个问句的时候，我都不能忘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东西有很多，而且，那些东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巧的是，我有时候会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记录在案”－－

　　2001年5 月16日，从网易电子杂志《新闻综览》上看到了《贫困学生丢了十元钱全班学生投票选" 贼" 》，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两岭乡九年制学校位于陕西省山阳县一个偏远的山村，这里山连着山。席飞是两岭乡九年制学校初一（1 ）班的学生，对于无爹无娘的席飞而言，10元钱是他在校生活半个月的“口粮”。

　　席飞家境贫寒，3 岁时母亲突然患病离家出走，后来听说殒命他乡。从此，席飞便与多病的父亲及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席飞12岁那年，父亲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经济上主要靠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和20岁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济。

4 月中旬，住校的席飞要在学校买饭票，却实在难以启齿向爷爷要钱。他便趁爷爷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 ·5 公斤黄豆种子拿出去卖了15元钱。除了买部分学习用品外，席飞把剩下的10元钱放在上衣兜里，准备到学校买饭票。

　　4 月17日上午下课之后，席飞到操场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脱了放在课桌里，当时他还摸了摸兜里的钱。打完乒乓球后，他一直没有穿上衣，下午下课后，又到离学校不远的河滩上看书，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到教室。当他拿出放在课桌里的衣服时，发现兜里的钱不见了！他当时吓坏了，这可是准备买饭票的钱啊！没了10元钱，半个月的伙食怎么办？他又找了几遍，还是没有见到钱的影子，只好将丢钱的事告诉了班长和同学们。

　　班长李松柏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班上宣布了此事，并发动全班同学查找，但最终未果。李松柏只好将此事告诉了班主任朱耀贵。朱老师赶到教室后说，谁拿了席飞同学的钱，课后可以交到老师那里或悄悄还给席飞同学，这样就可以不追究责任。否则，如果让老师查出来，就要严肃处理。可是直到下晚自习时也没人承认。

　　找不到钱，李松柏也很着急，晚自习后，他找到朱老师，建议第二天早自习时在班上无记名投票把“贼”选出来；同时将在班上查找时发现的刘、吴两同学脸红的“疑点”汇报给老师。朱老师同意了李松柏的这一想法。

　　4 月18日早自习课上，朱老师宣布：为帮席飞同学找到钱，现在开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贼”。除丢钱的席飞和一位请假的同学之外，班上的38名学生将各自写好的选票交到老师手里。朱老师大概翻看了一下选票情况，当众宣布了选“贼”结果。就这样，刘金满和吴力鹏两名同学被选为“贼”，并被叫到了讲台前。

　　站上讲台，吴力鹏眼泪夺眶而出，刘金满则气愤地同朱老师争辩起来：“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贼？”

记者：“你为什么想出了这个办法？”
班长李松柏：“席飞同学很可怜，想帮他找到丢的钱。”
记者：“这个办法能找到贼吗？”
、 班长：“我也不知道。”

2001年5 月17日在万千新闻的“热点话题”上看到了《中国巨贪们澳门亿元豪赌纪实》一文，原文如下（有删节，但无改动）：

　　以下人员是在过去两年里，曾在澳门赌场豪赌的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中的一部分，他们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
朱承岭原浙江省供销社主任
叶德范原杭州市副市长
谢建卓原江门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兰州连城铝厂厂长
谢鹤亭原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马向东原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经芳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宁先杰原沈阳市建委主任
吴学智原十堰市某汽车贸易公司经理
张俊夫原云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周长青原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鉴培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
郭刚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经济电视台台长
岑焕仍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
吴彪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这些贪官在挥霍国家财产的时候，比拿家里的钱还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岑焕仍，虽然级别不高，但身兼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镇出口物资公司等4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视。他能以4 个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 借" 款1179万元，以镇长身分" 借" 款777 万多元，个人" 调动" 资金1957万多元，全部汇到澳门赌博，输得分文不剩。

周长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时，认为" 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让财务把钱从西安以往来款名义汇往珠海一公司，再转到澳门。当机电公司的5000多万公款被他" 说一不二" 地送进赌场，已无款可贪后，他坦承：" 说良心话，如果我单位还有钱，我还会继续再赌下去。"

2001年5 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体贪污案：盘剥学生50万元》一文（原文如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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