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社》报导,卑诗大学研究人员华特生 (Reg Watson) 和波利 (Daniel Pauly) 的报告，刊载于星期四出版的“自然”期刊。
尽管许多区域研究都说野生鱼类被过度捕捞，联合国提出的一九九零年代全球总渔获量统计数字却是年年高涨。
华特生说，联合国统计被误导，主要是因为中共的统计数字“被动过手脚。”中共的渔获量占全球总量百分之十八，他说。
他说，实际上，一九八八年起，全球渔获量大约每年减少三十六万顿，中共的数字却逐年增加，而海洋地理特征，明明就显示这是不可能的。
华特生认为中共独特的社会政治体制重视“产量越多越好”，生产目标逐年上升，并以达到年度生产目标作为中级官员升迁的标准，这是大陆官方统计夸大成习的原因。
华特生设计的计算模式预测许多地区的渔获量都很准确，唯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预估不准，以一九九九年为例，算是过度捕捞严重的该地区应该只有五百五十万顿，结果中国自己的统计是一千零一十万顿，几乎多出一倍来。
根据大陆农业部渔业厅的说法，中国政府两年前就不再以“业绩成长”作为省级和县级官员升迁考核的要件，因此没有必要浮报数字。
此外，中共还规定海洋鱼类 (包括甲壳类) 的年捕捞量不能超过一九八八年的三百五十亿磅，并且每年要“零成长。”华特生说，难怪中国提出的数字，经过多年的“年年成长”，突然之间掉下很多。
一九七零年到一九八零年担任美国西北部及阿拉斯加“全国海洋渔业服务中心”主任的西雅图渔业顾问阿尔佛森 (Lee Alverson) 说，虽然很多科学家早就觉得中国的统计有问题，敢对中国提出那样的指控，要有很大的胆子。
绿色和平组织渔业问题专家哈格乐 (Mike Hagler) 说，误报确实是许多国家都有的一大问题，有些国家倒不是浮报，而是少报，因为非法盗捕部份，它们不敢报，只好略去。
他也同意，要精确有效的保育海洋的资源，统计数字尽量做到正确很重要，因为“我们对海洋的一般状况和多元物种之间的互相影响知道的这么少，资讯错误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