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腐败分子的“文化基础偏低”，低到什么程度，《浙江日报》的文章没有说。但让人想不通的是，这样一个“文化基础偏低”的人，却有相当长的时间领导过一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担任过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做过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辑，当过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我们知道，报社和新闻出版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藏龙卧虎之地，有作家，有著名记者，有著名编辑，除了后勤事务不算，应该说绝大部分从业人员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如果砸到十个人，我敢肯定其中至少有九个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没准还有几个研究生，怎么可以让一个“文化基础偏低”的人去做领导？是对舆论导向不重视，还是“大老粗”有大老粗的办法？
就算罗氏“文化基础偏低”，我看也不是其腐败的原因。“偏低”总不是很低吧，如果“偏低”是其腐败的原因，我们国家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脱盲，则乡村大地上岂不是要腐败分子俯拾皆是？
至于“政治素质低下”，我得问问那些“伯乐”和组织部门的同志，任何解释这个“政治素质低下”的人的升迁过程。罗氏上个世纪70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0年代从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子上到嵊县任县委书记，由于在嵊县任县委书记期间，领导班子中的主要领导出现了严重的不团结问题，罗鉴宇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于是这个人只好离开嵊县到绍兴市供销社任党委书记去了；在供销社主任位子上的他对“钱”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爱好，也就是已经有了经济问题，可见真的是“政治素质低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又高升为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做了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又过了一段时间，又从副厅升为正厅，到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上班去了，并身兼局长、出版总社社长、出版公司法人代表等多种职务，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
难道罗氏用什么法术控制了某些关系他政治生命的上级？一个“文化基础偏低”、“政治素质低下”的人在政坛上能够平步青云，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