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平安夜》那优美的歌声不时地在夜空中飘扬。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了。我来到**市**居委会，居委会很穷，没有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主任刘**的家里。刘家也很穷，破旧的院落没有丝毫的装饰，参差不齐的砖块裸露在外面，与斑驳的墙壁一起记录着这个院落遥远的历史。得知我的采访意图之后，刘就很热心地带我去徐秋丰家，一个靠串豆腐串为生的家庭，一个清贫但从没有放弃希望，一个忧伤却时时充满关爱的家庭……
1991年，徐秋丰所在的厂被主管部门抵押出去，徐秋丰在下岗一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下岗了，同时下岗的还有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妻子郭改霞。厂里的领导让他们在家里等候消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很听话的在家里等，带着渺茫的希望，苦苦地等待着，可是，生活不允许他们等下去啊！孩子要上学，老母亲需要照料，他们平生第一次不得不面对现实，以失业者的身份走入社会，在那个观念还比较保守的年代，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做大生意没有本钱，他们就批发一些酱油、醋、咸菜之类的来卖；租不起房子，他们就给别人交些钱，在人家的摊位旁边支起一张旧钢丝床。他们按时交纳卫生费、地摊费，即便是这样，也常常面临着被驱逐的威胁。干了一段时间，徐秋丰和妻子发现基本上不挣什么钱，就尝试做别的生意。这次转变，使他们和豆腐串结下了不解之缘。
豆腐串在当地虽然是很不起眼的一种小吃，做起来却很费功夫。先要去豆腐坊排队买豆腐干，切成方块，然后在每小块的两面各划9刀，再用竹签串起来，放到火上烤干，最后用油炸、加调料……这些程序都需要比较熟练的技术，徐向做豆腐串生意的人请教，人家不肯说，徐秋丰就和妻子一起琢磨、试验，慢慢掌握了要领。但他们找不到摆放摊位的地方，苦苦地请求别人，挪出一小块地方，为了这一小块地方，他们每月都要向摊主交纳一定的租金。
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会站在街上叫卖豆腐串，那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障碍。对他们来说，体力上的劳累还可以忍受，最怕碰见熟人，见到熟人的时候，只好远远地把斗低下来。曾经有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怎么能干这样贱的工作？”
除了苦笑，他又能说什么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可供他选择的路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干多久，他们租用摊位的摊主搬走了，徐秋丰和妻子又被迫停了下来。临近的一个卖豆腐串的摊主说，你们给我穿豆腐串吧，我给你们加工费。
徐秋丰就和妻子只好放弃卖熟豆腐串，着手加工半成品。
他们每三天去豆腐坊购买大约50斤豆腐干，带回家里加工。由于做豆腐干的豆腐坊很少，他不得不在凌晨2、3点就出发，站在露天的院子里排队，一排就几个小时，遇到刮风下雨下雪，也都是如此。下雪天，就穿着大衣，蜷缩在外面放着的钢丝床上等，冻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需要把太厚的与太薄的挑拣出来，因为那样的不能做出好的豆腐串，人家就有可能拒绝接收。50斤豆腐干需要挑拣3个多小时。
为了体验生活，在圣诞节之夜，我和徐一起骑自行车去了豆腐坊，半小时后才到达。我在风里等他，看他一块一块很认真地挑选着，几个小时的等待把我冻得直打哆嗦，腰酸腿疼的，骑自行车回去时，都没有了力气。
徐的妻子和老母亲都在家里等，他们接过豆腐干就开始干起来。50斤豆腐干需要3天才能干完，挣到30元钱左右的加工费。为了这些养家糊口的豆腐串，老母亲从来没有享过福，孩子也从来没有闲着过，回家就干活。徐提到这些的时候，显得非常伤感。
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也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个家庭充满了关爱，但却没有表达关爱的机会。一次，孩子突然提起能不能不再穿豆腐串了。孩子大了，受不了这种压力。徐掉泪了，他知道自己孩子的委屈，同学过生日的时候，都要送小礼物，自己的孩子却拿不出钱来，而且，从上学到现在，从来没有带别的孩子到家里来过。徐一夜没有合眼，但还是决定把豆腐串做下去，这是全家惟一的希望，惟一的依靠，他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就多做一些吧。
做豆腐串是细活，比如烘烤，烤晚了，一旦上冻，前功尽弃。烤过了不行，烤轻了也不行。豆腐串放在火上，就如同心放在火上，不时的要去看看，与他们相处的日子，我很少见到他们能真正地有像样的休息。而且，一年四季，他们都这样没明没夜地操劳着。
尽管他们做的豆腐串比别人家的大，苛刻的老板有几次还是拒不接收，他自然挑出了许多毛病。在回家的路上，两口人难免会互相埋怨几句，退回来一次意味着三天的辛苦白费，意味着几十元的本钱付之东流。两个人都明白，这并不是对方的过错，最后，他们相拥而哭，在这样艰难的日子，更需要手牵手，一起抵挡风雨，一起向前走……
徐给我谈到他母亲去年这时候的一场病。老人家80多岁了，每天还坚持穿豆腐串，由于劳累，住进了医院，5天花了3000多元，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医院了，住不起啊，辛辛苦苦一年才挣4千元钱。徐扭不过倔强的母亲，就买些药提前出院了。
在徐的家里，不管是他的母亲，还是刚刚放学回家的孩子，都是不停地干活，他们熟练地穿起豆腐串，穿起他们沉重的依托，穿起他们艰难的希望。在桌子旁边，我看见徐的母亲，拿起一块块豆腐干，认真地穿着，屋外的微弱的阳关透过门窗的缝隙，柔和地洒在她的身上。我突然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这种神圣的感觉来源于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而做的努力，还是来自于他们脆弱但顽强的生命，还是来源于他们之间那种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平凡而伟大的亲情？我不知道，或许，这个答案本身并不重要。
一天晚上，7点多，看新闻联播的徐突然转向我。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我到底属于什么人呢？”他静静地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清不白没有了工作，别人说我没有下岗证，不属于下岗职工。厂虽然关门十年了但没有倒闭，我也不属于失业，什么照顾都没有。”
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下岗职工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镜头前的下岗职工都甜蜜地笑着。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竟然回答不上来，只好默然，他也没有再继续问我。但通过接触，我已经知道了他的担心：孩子很争气，学习一直很努力，很快要考大学了，既希望她考上，也害怕她考上，那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而且，购买豆腐串的摊主所在的位置要拆迁，豆腐串的生意经过近10年时间，要结束了，徐再次面临没有饭吃的危险。自己慢慢地也会老，也会生病，也有不能干活的时候……
也许是累的，也许是对前途的忧虑，徐的母亲突然手不会动了，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碎了。老太太躺在了床上，但她死活不愿意去医院看病。老太太对我说，没有事儿的，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很快就好了。老太太为了让屋里的人相信，还故意轻松地笑了笑，但那笑很勉强也很苦涩。
临走的时候，我留够路费，剩下的钱都给徐留下了，徐不肯，我冲他发火，他才肯收下。
走在平安路上，圣诞节已经过去了，我又听到了《平安夜》那首优美的曲子：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我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愿他们一路平安，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