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白:北京的宗教政策有“进步”吗？

据说，这次会议的“进步”意义主有两点：其一，江泽民说了，“ 宗教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 ，并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据说这与北京一贯的宗教政策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其二，会议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一文。据说此文承认“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这说明北京宗教政策有“重大转变”。

本人苦思冥想，怎么也悟不出这次会议的“进步”意义与北京宗教政策的“重大转变”。不管是哪路政策，哪门宗教，共产党的原则就是，“我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江泽民对所有民众团体包括宗教的政策实质是要管在手里、控制起来。对听话的、管得住的就允许它们“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巩固政权。对不听话的、管不住的就打击镇压、全面瓦解。例如对听话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纳入政府管理，甚至委以官职，对管不住的地下教会(如与梵第冈有干联的)则严密控制与打击。对有极广泛群众基础的法轮功修养团体尤其害怕，采取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实际上，江泽民在会议上强调的是，“对宗教的控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为由，放弃或摆脱当局对宗教的管理。”共产党一贯强迫宗教政治化。从49年开始、经过文革至今，对宗教的管制、怀柔、打击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从控制的形式上看反而是更凶狠残暴了。所以，何谓“进步”？

从历史的大环境看，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一个根本上的恶性退步。中国历史上，那一朝那一代不信神？历史上即便是不信神，也从来未听说用政权去强迫百姓不信神。只是到了共产党这里，一切才颠倒过来。共产党自己是“造反”出来的“无神论者”，它就蛮横地把马列主义强灌给百姓，强迫其成为“无神论者”。文革后，中国的信仰危机日益加深，中共的合法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选择做无神论者或有神论者是公民的权利。体制内的潘岳也看到“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备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但这种在理论上的认识与中国的“有神”的历史实践相比仍然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况且，据说潘岳本人已被排除在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潘岳出身“共青团”、“太子党”系统，曾被视为政治新星。他出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之后，组织写了一系列战略报告其中包括政治改革方案。但潘岳是维护现有统治，跳不出既得利益群体的思想框架。江泽民罗干对非官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及其它教会的迫害没有没有认何缓和的迹象，对法轮功的镇压有增无减。即使出现一两个具有改革思想激进的“大臣”，也跳不出最终成为牺牲品的“规律”。所以，并无组织上的迹象表明北京宗教政策有“重大转变”。

宗教信的是神，中共是“无神论者”，既然认定没有神，要怕百姓信“没有的东西”？其实“反正没有神”，由他去信好了，何必要兴师动众七名政治局常委出席大会、江泽民在此时发表讲话强调“对宗教的控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此时强调宗教，表明江泽民一伙已经失去了任何从精神上整合中国的能力，而中国民众对神的信仰、对信仰自由的渴望使这帮“无神论者”感到无限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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