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金融”的盘子究竟有多大？
对于这样的疑问，所有接触到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学者、金融界、企业界人士等在内，都无法给记者一个确切的回答，但是都隐约感觉到这个“盘子”在沿海发达地区很大。
如果从点上的情况分析，则较容易估算出三省的民间金融规模。据福建泉州市计委副主任叶舒扬介绍，泉州市民间资金用于炒股的有近80亿元，加上购买国债的资金一共有140亿元左右，而今年上半年居民的储蓄存款是446亿元，这些还是“显形”的民间资金，加上隐蔽的“标会”等等，泉州的民间资金至少也有600亿元。而泉州的民间资金要占福建全省的四分之一，整个福建的民间资金至少有2400亿元。
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一位官员从侧面介绍说，他们曾作过统计，自1995年以来，温州现金净投放每年都在60亿元以上，居全省首位，证明老百姓手持的现金量惊人。温州有上千家企业在上海买地置业，在海外投资，在全国的商会多如牛毛，这些资本通通算起来，温州的民间资本的“盘子”是一个惊人的量。仅去年上半年，温州的存款余额为100亿元，其中，城乡居民的私人存款占55％，另外，私人拥有外币8亿美元，要占浙江全省私人外币存款的23％。
五花八门的“地下金融”依附形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地下金融”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存在形态：
（1）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民间借贷活动。
浙江乐清市虹桥镇是一个经济强镇，镇上有24家金融网点，各项存款14亿元，贷款8亿元，保守估计民间借贷日均余额4亿元；大荆镇地处半山区，据农行分理处主任讲，该镇双峰乡平原村上百户人家，每户都做同一产品“铁皮枫斗”，每户至少要80万资金，大户要300～400万资金，全村约需资金1亿元左右，基本都是向社会借贷。
据记者调查，过去民间借贷的范围比较小，主要用于生活临时资金急需如结婚、建房等等，而现在，不仅工业、商业，就连办学校、办医院，也会采取向民间集资的办法。如果没有民间借贷，温州的桥头纽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曾经作过调查，福建平和县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间借贷，规模在7000万元左右；而龙海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则有5000万元左右。
（2）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
广东澄海市一家工艺玩具厂姓林的厂长介绍，当地民间借贷十分平常：“我厂自有资金2000万元，生产旺季时需要流动资金约4000万元，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间借贷。我这家企业还算好些，这里的小企业更要靠民间借贷。我妹妹办了一家小厂，天天闹着向我借钱。”
福建石狮市鸳鸯池布料市场年成交额达到100亿元，市场内550多家经销商向银行贷款的不超过50家。干了近10年布料生意的商人侯智江对记者说，他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做生意全靠自有资金和向朋友临时藉以及企业之间相互拆借。
温州市工商联赵文冕介绍说，温州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借贷发家的，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创业者往往利用扩股的形式筹集资金。如在温州瑞安市，江南印染有限公司5个股东集资500万元作为企业的周转资金；三星胶鞋厂以每股50万元，分4.5股从社会上筹集到225万元的周转资金。他说，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共有16.7万家，资金来源60％靠民间借款。
（3）地下钱庄和民间“标会”死灰复燃
潮阳市是粤东地区逃税骗税最严重的县市之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钱庄，形成骗税和洗钱“一条龙”作业。据介绍，骗税分子大多将骗来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到乌鲁木齐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辗转深圳、汕头、香港等地，形成一条完整的洗黑钱链条。仅去年一年，从潮阳汇到新疆的钱就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
据知情人士透露，“标会”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台州市境内，20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县、黄岩区一带，九十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据介绍，椒江“会主”跳楼；玉环县“会主”也被人打死。一些上当后的农民则埋怨“会主”“没良心”、“人心不可测”等等。
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投资项目少、投资渠道狭窄，为寻求资金增值，民间金融活动也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亿元～5.8亿元，民间标会在当地相当盛行。一些青年婚嫁消费以及出国留学等也靠民间标会来筹集资金。福建宁德市民间标会资金约占居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多。一般情况下，每会“会金”有100元、200元、300元等形式，以200元居多。到今年6月底，福建省平潭县公安机关共受理民间标会案件29件，涉案金额共计3400万元。
“前门”不开，只好走“后门”
国有商业银行这两年来正忙于收缩阵线，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银行机构干脆撤消。与此同时，近年来对农村小法人金融机构清理整顿，使农村资金需求矛盾日趋紧张。这些都给民间金融创造了生存的“土壤”。所以，尽管屡生事端，但一些专家依然认为，像民间借贷这类民间金融活动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无法消灭，甚至在事实上已成为当地农村金融市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不能一味采取“关门政策”，必须区别对待，“堵”、“疏”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
福建石狮市爱登堡制衣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启明说，他的厂房是租的，无法抵押，因为没有信用记录，一直就没有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只好常常向朋友“化缘”，能借多少资金就做多少产品，白白失去了很多商机。
浙江温岭市海佳宝冷冻厂厂长张云方向社会上借了100多万元。他对记者说，企业向社会借钱一般由他写张私人借据即可，一年还一次利息，期限也很灵活，利率则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不像银行，既要审查财务报表，还要半年结算本、利息。他说：“现在社会上借给我利息是8厘，而银行将近6.97厘，还要审批，太麻烦。”
张云方的话颇具代表性。由于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民营、中小企业正常的资金需求，后者只好“望贷兴叹”，只好寻找民间借贷。浙江瑞安市华滨包装材料厂副总经理钟云彬说，民营企业融资的渠道很窄，要上市，主板市场注册资金必须达5000万元，这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没戏，只好盯住二板市场。现在又听说二板市场“两年之内不考虑”，使他们无可奈何。华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尤作虎反映，企业多头贷款也是“逼出来的”，谁愿意跑来跑去？他说，现在搞一个技改贷款，要跑两、三个月，还不一定能批下来，这就给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拖了后腿”。用房产作抵押，要打两个“七折”，100万的房产，评估70万元，银行最后贷70（万元）×70％＝49（万元），还要房产保险。这些企业主都反映，现在他们的企业已经处于一个“坎”上，银行“扶”一把，企业就能腾跃。
“助推器”随时可能成为金融风波“导火索”
民间金融市场的初衷是助推民营经济，以及寻找富裕“闲钱”的出路，结果却往往演变成为金融“地雷”。
在浙江省温岭市“清会办”，墙壁上《上访会友守则》十分醒目。工作人员赵礼福拿出一摞厚厚的账册，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会主”有365名。记者随意拿出一名已经被正式逮捕的“会主”－－－谢彩娥的记录，此人下面有74名会员，至今尚有188万元没有“化解”。赵礼福讲，“标会”的钱不可能百分之百偿还，市里划定一个偿付率，合理分摊。如果“会主”不配合市里的工作，没有房产作抵，应该偿付50万元以上却没有偿付的，都要被刑事拘留。他透露，截止到去年上半年，全市尚有4500万元没有偿还清，已有29名“会头”被刑事拘留，但还是无法平息一些受骗群众的情绪。
地下钱庄和民间“标会”往往带有诈骗性质，一旦“盖子”捂不住，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福建省长乐市的“十八姐妹标会”，自称是“民间互助会”，专门以妇女为诈骗对象，聚敛近亿元资金后宣布“倒会”。今年以来，大批入会者因为投资被吞没而接连上访，当地金融秩序和农村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商业银行把长乐市圈定为“金融雷区”，干脆只收不贷。
不独“标会”如此，一些企业向民间借款后，因为经营亏损，企业主往往采取“走为上”的办法，留下厂房、举家外逃，其后果是整个信用链条的断裂。温岭市东海冷冻厂厂长朱夏香以1.2分的高利息向社会集资，短短四、五年时间，集资1500多万元，加上银行的部分贷款，总共负债近2000万元。朱一家外逃后，法院以280万元的价格拍卖了该企业，在依法定程序归还银行借款后，已无力归还民间借款，使120多位当地农民蒙受损失。有的农民哭天喊地，有的夫妻反目成仇。温岭市松门工商所副所长徐一文说，他的丈母娘连厂里也没有去过一次，仅凭亲戚一句“收购鱼货需要钱”，就将自己的养老钱12万元借给了这家企业，至今也没有要回来。松门远景村林某一家人将67万元借给东海冷冻厂，想不到厂长一夜之间卷铺盖走人，气得林某夫妇几日茶饭不思。
黑恶势力的渗透，是“地下金融”的一个更值得警惕的方面。今年4月，浙江省庆元县警方一举捣毁县境内一个“强盗钱庄”。恶霸蔡丰和、蔡丰贤两兄弟先以放高利贷为诱饵，如果到期不还，就会指使打手上门暴力逼债，“违约金”每日高达20元到200元不等。这个县6个乡镇11个村庄的数百名群众误入圈套后，很多被逼得倾家荡产。有的借了4000元要还15000元，有的钱还了不退借条，两兄弟反而凭借条向法院起诉。老百姓骂他们是“比黄世仁还黄世仁”。
“堵”、“疏”结合将民间资金“拉”出地面
温州市委一位官员认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是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这里民营中小企业居多，资本运作以自我积累为主。而国家对其投入太少，建国后到1981年，整个国家给温州的投入资金仅仅6.5亿元。现在温州正在进行“二次创业”，产业集聚、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资金的需要量也再度升级。柳市、平阳等地的工业园区投资上千万元，皆为民间资本。他认为，目前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租赁业不发达，加入WTO后“这些问题就变得更为急迫”
。暨南大学金融系教授杜金岷也认为，民间金融市场具有“土生土长”的融资方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资金是经济的“血液”，血液必须要让它流动，但要控制“流向”和“流量”。
政府究竟应该如何“疏导”民间金融市场呢？专家们普遍认为，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民间信用体系。比如建立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担保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帮助中小企业“树立”信用。浙江省瑞安市经委主任苏德贤说，整个瑞安市至少有2.4万家中小企业，仅1％属于国有企业，绝大多数还属于家庭作坊企业。为了让企业贷到款，由市经委出面，评比企业星级，给银行参考，还可以在用地价格、外贸出口奖励等方面提供方便。他认为，县域经济宜“抓大聚小”。如何“聚”？把小企业聚拢在大企业周围，作“配套”。这样，资信程度就比原来的“小作坊”强多了。人民银行瑞安市支行副行长王连国也认为，政府不可能为某一个企业筹集资金，但是，政府可以为大多数企业“营造一个适宜的信贷环境”。
二是开启民间资金的多种投资“通道”。温州市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处邵为平处长说，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开放基础设施民资进入领域，“有形的手”将闲钱从民间取出，“代人理财”。她建议，针对个体投资风险大的特点，应建立一批实力雄厚、规范运作、由专业人才管理的产业投资基金，将众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参与桥梁、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这样，既避免了政府投资的“孤军作战”，又可为民间资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这样有利于减少民间借贷，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辐射力。人民银行福州支行调统处处长秦振强说，老百姓手中的钱拥有自主权，银行利率高的时候，民间资金自然就会流入银行，他建议利率杠杆保持最佳的状态。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单东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要把目光盯住银行、证券，还要注意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建立小的投资公司、小的信贷公司、小的基金会甚至租赁公司等等，以这些富有活力的形式，发展面向民营企业的合作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广东省银行同业公会的负责人还建议，基层商业银行也应“眼睛向下”，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拓展“个人理财”业务，将更多的民间资金纳入到银行渠道中来。
“邀会”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藉以互助。“会”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日日会”、有的叫“月月会”、有的叫“楼梯会”、有的叫“互助会”、有的叫“台会”等等。目前一般以5万元会居多，利率在1分至1分5，高出银行利息好几倍。浙江省温州市金乡镇几乎家家都参加“会”，有的一家参加好几个会，全镇8000户，“会”的资金总量约2.4亿元。拥有120万人口的浙江省温岭市，卷入“日日会”的人数就有11万人次，几近十分之一。涉及金额达到10多亿元。
相关数据
据人行苍南县支行统计，在120万人口的温州苍南县，仅有29亿元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2000多元，远远低于全国人均5000元的存款标准，这从侧面说明大量的钱在“地下”循环。
这个县的三个乡镇颇能说明问题：金乡镇金融机构贷款不到资金市场总量的1/3；炎亭镇以渔业为主，信用社存款600万元，贷款300万元，而民间需要约1.5亿元；龙港镇是全国三大印刷包装基地之一，该镇有33个金融网点，各金融机构存款10.8亿元，贷款12亿元，行社贷款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这个经济强镇90％企业有社会借贷，民间借贷一般占企业资金总量的30％－40％，利率月息8厘至1分5。
据对温州66户农户抽样调查，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其中，用于投资办厂的占36.3％，经商开店占21.2％，养殖业占18.2％，其他如房地产、学校占7.6％，没有一户用于种粮。目前，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贷款之间存在2－9厘的利差。民间金融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据农行温州市支行调查，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要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在落后的县市，比如文成县、泰顺县，民间借贷的比例更高达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