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退出机制是送行还是起跑

踏入二○○二年，虽然社会上不同类型的爆炸等恶性灾害事故频仍，虽然经济上有多个政策性争议接连，北京政坛却似乎无风无浪，一切会议和活动按部就班进行。然而在这风平浪静之下，是围绕中共十六大权力再分配的暗中活动已热火朝天，合纵连横正渐次展开。今次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是作为中共领导核心的江泽民的退与不退，又如何来退。虽然各种猜测不断，但有消息说，江泽民从一线退下的大局已定，他和他的智囊们正聚精会神地安排他的退出机制。

　所谓退出机制，也就是在江泽民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线退出之后，预计在军委主席位上短期留任后，但仍保持在中共和国家决策层上的一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设计中是由一个较为超脱的组织形势来表现。这个机构，也就是拟议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这个机构成立，江泽民又出任这个机构的主席，则他在全面交班之后，可以既在朝又在野之身，发挥他对时局或者说重大事务的影响力。由于在中共党内已有一个类似的危机处理机构，即江泽民担纲的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存在，这一政治设计如果顺利，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成形。

　在职务终身制又一言九鼎的毛泽东时代，是不需要类似退出机制安排的。到了邓小平时代，虽然邓小平本人力主废除终身制，又主动退出一线领导机关，但他本人还是同意为他安排一个退出机制，即在交出军委主席之后，由中共十三大作出现在人所共知的“掌舵决议”，这个决议又在一九八九年付诸实施。时移势易的今天，江泽民既不能学毛泽东，又不可仿邓小平，但又绝不会轻易全面撒手，只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挥他的影响力。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机制，是九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智囊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仿照美国和俄罗斯的体制，提出的一个建议，建议像美国一样，在世纪变动之期，成立由最高领导人挂帅的反危机决策机构，讨论和决策凡是影响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

　这一机制如不涉及权力的转移，本来对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保障是有益的，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转型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可行易建的。但在现阶段的出现，却有不少障碍和疑问。首先在法治社会下，国安会需要超脱部门利益和视野，协调各职能机关，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又不同于当年的中顾委，可以超脱宪法行事，所以应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即国家元首来挂帅。而按大陆现行宪法，国家元首的地位，从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又同时规定，全国人大的常设工作机关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包括释宪和提出修宪、决定战争状态、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戒严、决定对外缔约和废约、监督国务院、中央军委、法院和检察院工作和决定其人选等。也就是说，国家元首的职权要由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会结合起来行使，国家元首的地位从属于全国人大。

　虽说有中共领导一切的党政不分现实政治状况，但在现有的宪政体制下，按理就是身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也不能单独行使最高权力，同时也不容许有超越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另一个权力机构出现的。因此，国安会一旦成形，如果作为江泽民的退出机制来设立，可能会出现宪制上的阻碍，未来也可能出现权力不平衡的新纷争。其解决办法，不外一是修宪，令其符合宪法，二是利用党政不分的空间，挂在党的体制内。但总体来说，这将不是为江泽民平稳退出而送行的好机制，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新权力架构之起跑。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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