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一般离官方意识形态较远，多少还保持了一点自由的思维能力。从个人来说，八十年代初对大兴安岭的采访使我受到极大震动，其后，在小说《老井》和《神树》中，人与基本生存环境的主题都得到强烈的表现。当然，文学有自身之规律，不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图解，于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发生了作用。九十年代初流亡到海外，信息自由不仅打开了我的眼界，还打碎了在封闭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我终于惊奇地发现，在遥远自由的空间里，才可能更加切近地了解中国。只是在这时，对祖国生态环境灾难的关切才变成想写点什么的可能。
最终的促成是刘宾雁先生：他慷慨地把自己长期收集的剪报送给了我，这批资料遂成为我研究的起点。尔后，我又在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开始进入写作。
事情远比我当初预想的困难得多。
首先是基本状况不清，许多官方数字疑点重重。比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水土流失趋势减缓，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为1万多平方公里，比起四十年来年均新增流失面积5.35万平方公里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一致承认水土流失治理不力，"治理赶不上破坏"。
那么，水土流失趋缓的现象意味着什么？经反复思考计算，结论令人震惊：中国水土流失在面积上已经达到超饱和状态，所有能够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原来，隐藏在一个好消息背后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可怕的秘密。
这种坏的"好消息"还有一些，比如黄河输沙于七十年代开始趋缓。一认真研究，发现这竟然主要缘于降雨量的减少。也就是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之趋于好转或稳定，主要是因为已开始进入以降雨量减少为标志的荒漠化顶级阶段。
此外，如森林覆盖率13%、土地沙化速度年均2460平方公里等一批基本数字，都是抄来抄去，从来不过脑子。尤其是耕地，从家底到流失数字，全然是胡涂帐。于是，大量时间与精力耗费在摸清基本国情与数字上，一个小小的数字阻挡我一周是常事。
"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全面摸清了基本国情，灾难的严重性这才开始凸现，写作也随之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完全没有料想的是，我卷入了更大的麻烦：一系列生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问题咄咄逼人地迎面而来。这并非我之所长，而且，我这才发现这是应该由一个研究班子或机构来完成的课题，匹夫之勇便显得有些堂·吉诃德。我多次面临半途而废的困境。使我终于支撑下来的，一是某种命运感，一是对于自由写作的信念。--我坚信自由的思维远比研究经费与班子更重要。在这种自由的思维下，一些流行的预设的观点和结论纷然倒下，生态环境状况之描述深化为生态经济学，而生态经济学最后又深化为"生态政治经济学"。全部努力的结果是，我终于完成了第一部有关"制度生态学"著作。
我最重要的发现是："公有制"，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乃是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所有权与使用(经营)权之分离，造成了史所未见的环境与资源破坏，从而把一个尚有希望的中国引向毁灭。我首次以生态经济学方法对一个世界大国进行了资源环境成本的全面的量化估算，其结果骇人听闻：近年来，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下，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约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极少、生态环境极脆弱的国家，无异于自杀。
于是《中国之毁灭》变得无比沉重。关于中国正在急速坠入生态崩溃、社会解体的结论，并非危言耸听。我相信，只要读者稍有耐心地读下去，都会同意这确实出于事实与逻辑。
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写作。我一章又一章地追踪着一个伟大民族走向自我毁灭的足迹。为了避免"情绪化"、"非学术化"之指责，我尽可能克制情感，甚至努力不使用一个感叹号(除引文)。但我无法回避对生态环境恶化制度性根源之探讨，一来回避就不可能把问题讲透彻，二来这才是真正的"非政治化"。许多自认为很"非政治化"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谈不清问题，正是由于有预设的政治前提，或者因政治因素干扰而刻意采取了"回避"的生存策略。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我深知文学作品是否"泛政治化"不在于是否涉及政治，而仅仅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化的"主题先行"。同文学应从生活出发一样，学术也应从经验事实出发，一是一，二是二，逢魔杀魔，逢佛杀佛，其逻辑之锋芒不容稍有规避。我以为，这才是真正诚实的科学的态度。如果说这对于身处高度政治化社会的研究者勉为其难，于我却是应始终恪守的本分。
青年时代，我曾读过一本由爱因斯坦和一位科普作家合写的小书，序言里说，他们避免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与数学公式，其目的是希望任何一位逐页读下去的高中程度的读者，都能理解什么是相对论。本书采取同样的写作策略，希望任何一位具有高中程度的读者都能理解中国资源与环境的状况与原因。(我从来认为，一个不刻意玩弄专业词汇的经济学家，应该可以让明了家庭收支、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弄懂整个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当然，朴素不等于浅薄。我相信本书对于生态学及经济学界的专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是跨学科写作特别是大幅度跨学科写作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之毁灭》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描述，下篇是生态灾难的制度分析，结尾两章是对于国运的分析与预测。对数字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数字，好在本书有大量生动的案例。但我还是奉劝各位留心数字，它是对于"严重"、"触目惊心"、"刻不容缓"等等已使用得令人麻木的词汇之量化。
我要感谢程晓农、陈奎德、王维洛、吴道平、李森等友人，我在他们的著作或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我特别要感谢大陆的作家同行冷峻、已已、卢跃刚、梅洁、陈桂棣、徐刚、朱幼棣、何建明……等等，从他们充满道德勇气的纪实作品中，我找回了在祖国大地上赤脚行走的感觉。我还要感谢何博传，他的《山坳上的中国》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如果不考虑篇幅，鸣谢的名单会拉得很长。从这个意义上，本书可视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集体创作。其中之谬误当然要由我个人承担，因为我享有充分的写作自由。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妻子北明致谢。在没有研究经费的情况下，她肩起了谋生的重担。在我们身处的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没有她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中国之毁灭》绝无完成之可能。
仅以此书献给浩劫之后的中华儿女。
愿上帝保佑中国！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