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
本文只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隐秘性资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干才有机会看到的大小《内部参考》和《内参清样》中，发掘其真实的一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Best)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算(Warn)警戒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Danger)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 %，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老百姓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调查人员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阶级剥削：农民是最大牺牲品
自中共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由于权力阶级内部对少数既得利益团体之特权没有限制，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的“种性阶级”，毫无社会保障的80%“农业人口”的贱民，和寄生式的20%“非农业人口”贵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权官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严酷的阶级差别和利益对立，阶级之间不但社会地位、等级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阶级隔离”和“阶级歧视”。据大陆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
这种状况只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才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境况又每况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运作就是通过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间接进行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下，又面临了晚清和民国四十年代那种全面破产的境地。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八五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为.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图陷井”现象)，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人为的阶级差别达到多么触目惊心的程度！更不用看农民的收入状况了，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温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七、八千万以上。况且这种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进一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迅速扩大，越来越远。
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发“八九学运”的官倒、腐败问题，的确成为社会公众愤怒的焦点。1989年的一份内参《教学研究资料》中《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对当时的脑体倒挂、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配不公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业主作为高收入主体进入了“通过非正常市场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农民和国营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阶层悬殊对八十年代来讲，真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况正成为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弹炸。据1995年3.13期《内部参阅》郭继严、杨宜勇在《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中，从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从1986-1992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而后者收入通常没有透明度，所以增长率远不止于此数。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为325元，而其他经济类型职工人均工资为477元。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还有400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据冯同庆在《内部参阅》1994年12.19期《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喻利新、刘朝恽在《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和对策》中披露，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个县市15万居民生活资料抽样调查，推算出处于人均月收入低于103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万户1200万人。据有关方面透露，企业亏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贫困人口数量由占城镇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达2000万以上，至今已越3000万。而据95.1.12新华社的消息：近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猛增，已达180万人，是上年的十八倍及前七年的总和。这些贫困人口有三大特征：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二是物价上涨，难以承受；三是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据九六年民政部统计，近几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亿，优抚对象4000万人，孤老病残人员5000万人，总计2.3亿多人。然而，大陆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面对庞大的贫困群族，民政部也无能为力。
权力金字塔：财富集中在哪里？
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条消息：大陆居民储蓄总额已达2151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101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长8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31.7%，这种财富增长率和高储蓄率世界罕见。然而如此之多的财富为什么又有如此之的贫民呢？钱到底去了哪儿呢？1995年4月5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了人们一些启示：占大陆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这位资深社会学家预测，这种差距正按每年10%的速度扩大。也就是说，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却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私人财富！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如此多的财富呢？据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赏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期货市场的准入证；最近又行起一种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这就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分资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大陆的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象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据大陆媒介报道：最近案发的陈希同、王宝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国家上亿元资金炒股、私用，贪污上百万巨资，拥有好几套别墅、轿车、还公款养情妇。仅周北方一人购买香港半山区最贵的千万豪宅两座！
朱门酒肉：还能再臭几时？
在几亿百姓贫困交加、肌肠碌碌，几百万儿童上不起简陋的小学、成为新一代文盲的情况下，看看这些官倒、权贵和爆发户是怎样“朱门酒肉臭”的吧！1993年7月1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一百多席，每席八万至十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港币，至今生意兴隆；九四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从九三年始大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瓶。
同样在中国内地，大量的学龄儿童，因为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