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纽约国贸大厦倒塌之后，美国人全力救人，对损失的表述是死亡多少人与失踪多少人，始终没有渲染过财产损失。也许有关部门计算过财产损失，甚至有准确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引不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特别是恐怖活动是否还会发生。一位救援人员说，即使救出一个人，其价值也是无限大，无法计算。
美国在对外冲突中，最高准则是少死人。没有哪位总统还敢发动越战那样的战争，以数万年轻人的生命为代价。越战结束之后，死难者的名字全部被镌刻在石碑上，无有遗漏。那些死亡的年轻人没有“英雄”，在美国人眼中他们全部是英雄，因为他们献出了生命。
“9·11”的救援完全以救人为中心，在已经不可能有生还者的情况下，还在痴心地等待奇迹。在他们看来，救活一个人的价值远在保住一架飞机之上。
日本人在重视人、轻视财产的做法上与美国没有什么不同。1985年7月12日，一架波音737客机在群马县坠毁，机上524人死亡520人。当天的广播一遍接一遍地不停地播送死亡者名单，没有哪家媒体涉及财产损失的统计数字。让人油然感到生命的神圣。然而，日本的做法与美国也存在差异。
90年代的日本阪神大地震，达到7.3级，摧毁了许多建筑物。地震发生在清晨5时40分，人们正在熟睡。惊醒后，绝大多数人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就奔向了公司。他们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公司是否安然无恙。如果看到的是残垣断壁，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灭火，扒开废墟抢救自己公司的档案。当然，赶巧了是清晨地震，公司没有人。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地震发生在白天，日本人仍然会在抢救人的同时抢救档案，最少会将公司档案与人并列对待。档案太重要了。只要档案在公司就有可能恢复，没有了档案公司就难以恢复了，因为日本人奉行集团主义组织原则，使用文牍主义的工作方法，公司的人事、技术及对外关系的材料都在档案中，没有了档案就没有了依据，公司的“魂”也就没有了。据目击者讲，阪神大地震之后的场面是非常壮烈的，很多人为公司受了重伤。许多公司职员置自己的小家于不顾，跑到公司抢救档案，其中有些人的家属死于瓦砾之下。把档案视为比生命更重要，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更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并没有谁在指挥他们，更没有什么奖励制度激励他们。不少公司就是因为档案被抢救了出来，地震后不久就顺利重组，获得了新生。那些抢救者什么奖励也没有得到，他们还是照旧当他们的职员。采访他们，他们若无其事，认为每一个职员都应该那样做。
中国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不同。中国人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很重视财产损失。许多媒体在灾难报道的时候往往先报财产损失而后报人员伤亡。即使财产损失微不足道，也要把这一损失报道出来，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昭示灾难的危害程度。很少只报道人员伤亡而不报道财产损失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认为，为抢救财产而献身是光荣的，许多人明知必死，还是在灾难来临时跳入火中或水中，做抢救的努力，完全不考虑是人的价值高还是财产的价值高。如果抢救者成功地抢救出财产，就有可能成为令人瞩目的英雄。至今仍不乏持这种看法的人。舍财保命很可能就会招致麻烦。前不久，某市一银行遭歹徒抢劫，值班的孱弱女职员为保住性命对歹徒做出策略性让步，给了歹徒一些钱，免除了刀斧之祸。虽然事后女职员自掏腰包如数补足银行损失的款项，但她还是遭受了被除名的处分。银行领导在记者镜头前竟然说，银行的财产是高于一切的，云云。不过，他的高论一出笼即遭到批评，说明中国人的观念也在一点点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