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小说:《大钟的故事》


《大钟的故事》意大利文版前言

  窗外,一九九七年的最后一场雨不知疲倦地下着,敲打着楼下仓库的金属房顶,发出秋风掠过树林时的呼啸声。两只麻雀从雨中飞过,凄厉地叫着。已经可以听见圣诞节的第一声爆竹。往年此时,乌丽(这是我给她的名字UraiaCorrent起的中文名字)已开始准备她送我的圣诞“礼物”:她的诗和她的画。

  乌丽是一个富于想像力和艺术天赋的姑娘。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乌丽几乎每天都以她的精美奇幻的诗文、画来“轰炸”我。她的诗文既用意大利语,也用汉语,她的画则具有鲜明的“乌丽风格”。

  “你没给我写故事或诗吗?”乌丽常常这么问我。
  我羞于总是回答“没有”,于是,一天,当乌丽又问我时,我便从抽屉里拿出几年前玩电脑时写的一篇《大钟的故事》交给了乌丽,权以塞责。乌丽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看了。

  第二天,乌丽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小说把我感动得哭了!”我就知道,乌丽的心是和我的心相通的。因为我写这篇小说时,也哭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去出版呢?”乌丽问。
  “谁会对它感兴趣?再说,谁帮我翻译呢?”
  “我!”乌丽说。

  乌丽很喜欢看书。她的文学修养很高。如果乌丽喜欢我的小说,我就不能排除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第三者对它感兴趣。乌丽把我的小说一字一字地用汉语工工整整地抄在她的日记本上(乌丽那时才学了一年的汉语。写汉字对她并非易事)。乌丽想要一篇非常完美的译文。但乌丽要分心的事太多了:大学的考试,汉语、日语学习……后来她病了。

  但乌丽信守了她的诺言。今年四月,她终于把小说翻了出来。还未来得及修改,五月,她的病又复发了。几个月后,十月八号,乌丽二十五岁生日刚过了几天,癌症便夺去了她年轻灿烂的生命。
  现在,小说快要出版了,但乌丽却永远离开了这“恶心的人间”(乌丽语),也带走了我的灵魂。

  我愿把这篇小说化成一朵红玫瑰,奉献给乌丽,好让乌丽再笑一笑,好让我的无边的痛苦能稍稍地减轻一点。
  我爱你,乌丽,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米兰。原文为意大利文


    大钟的故事

  一次上课时候,我让学生随便地问我问题。平时文静寡语的日本姑娘松冈突然问我:“老师,你的第一个恋人是谁?”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个腼腆的姑娘出语惊人。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是我幼儿园时的一个老师,姓王。”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北京的一家报社里当记者。那时候他们都很忙,经常要到外地出差采访。没有时间照顾我。从我三岁起,便把我全托在报社的幼儿园里。每星期六下午接我回家,星期一早上又把我送回幼儿园。就这样,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幼儿园度过的。幼儿园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们的幼儿园座落在北京东四十二条里,早先大概是前清的一座亲王府,气派很阔大。里边有宫殿,亭阁,花园,假山,甚至还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两座桥。秋天的时候,王老师常常带着我们划船。我们一边穿过小桥,一边用竹竿敲打岸边的枣树枝,红色的枣子便像雨点似的落在我们头上。

  王老师是我上中班和大班时的老师。那时候她大约十八岁,幼儿师范刚毕业,其实也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王老师长得很漂亮。她瘦高个,鹅蛋脸,眼睛细长,俗称“丹凤眼”。她的皮肤很白,头发又黑又长,扎成一条过腰的长辫垂在脑后。在她的两颊上,常常泛着两块红晕。

  她喜欢穿一件大红的毛衣,外边罩一件深蓝色的褂子。每当吃饭时,总是由她给我们分菜。当分到我们这一桌时,她常常走到我的身边,一只手撑靠在我面前的桌面上,一只手握着长勺子,把菜分到我们每个人的碟子里。那时候,我坐在小椅子上,头刚好到她撑在我面前的手腕那。她那脂玉般的皓腕衬着蓝袖口露出的大红毛衣,红蓝白三色交相辉映,象是一副绝妙的静物画,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脑海里。当她俯身向前以便把菜分到坐在桌子一端的孩子的碟子里时,她的长辫梢常常轻轻地拂到我的脸上,弄得我怪痒痒的。

  一次,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不小心弄坏了一个玩具,但他不吭声,把玩具放在一边就走了。正好我不知情,接着他去玩那个玩具。当我发现玩具坏了去报告李老师(不是王老师)时,她却不问青红皂白,硬说是我把玩具弄坏了,罚我一个人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修玩具,不让我和大家玩。我从小就嘴笨,不会为自己分辩,吃了哑巴亏。

  那天夜晚,皎洁的月光穿过窗棂倾洒在我的床上。我睡不着,非常的想妈妈。我手里紧紧地攥着一颗大白兔奶糖,那是星期天妈妈送给我而我舍不得吃的。我借着月光看着糖,想起星期天在家时妈妈对我的疼爱,泪水止不住地潸然而下。我怕老师听见我哭会说我,便把头藏进被窝里,把脸埋在枕头上。我一边抽泣一边在心里喊着:“妈妈,你为什么总是把我送到这个没有人疼我的地方来?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忍心丢下我不管?妈妈,我想你!妈妈,你快来接我出去啊!”

  这时候,有人走近了我的床头。我吓得立刻停止了啜泣,屏住了呼吸。那人揭开了我的被子,轻轻地把我抱在了怀里。原来是王老师。她把我抱到了老师们值夜班睡的房间,此时,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索性搂着王老师的脖子放声大哭,一边喊着:“妈妈……”那个白天罚我的李老师笑着对我说:“别哭了,你这不是已经找到另一个妈妈了吗?”其余的老师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王老师把我放在她的床上,那天晚上,我是在王老师的怀里,嗅着她身上的清香入睡的。

  王老师很会讲故事,她知道很多故事。上课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这些故事。我至今记得的是:“大钟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决定要铸一口大钟。大钟上还要铸上佛经的经文。皇帝命令北京的一位著名的铸工师傅负责这项工程。如果一年后,大钟没铸出来,皇帝就要砍这位铸工师傅的头。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位著名的铸工师傅没能把大钟铸出来。皇帝生气了,这位可怜的铸工师傅被砍了脑袋。

  皇帝又命令另一位铸工师傅铸造大钟。又过去了一年,这位铸工师傅也没能把大钟铸出来。他也掉了脑袋。

  许多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能干的铸工师傅丢了脑袋。但大钟还是没有铸成。

  皇帝发火了,下了一道圣旨:“一年之内,北京的铸工师傅们必须把大钟铸出来。否则,砍掉所有的北京铸工师傅的脑袋。”

  北京的铸工师傅们慌了,他们推举了张师傅领导这项工程。

  张师傅年近七十,已经退休了。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小华和他相依为命。

  张师傅发现大钟铸不出来是由于炉火的温度不够,于是千方百计提高炉火的温度,但一直没成功。

  光阴似箭,转眼一年已经过去了十一个月,离限期只有一个月了,张师傅心急如焚。一天晚上,他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仙人告诉他,要提高炉火的温度,必须把一位少女投入火中。他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奇怪,就把它告诉了同伴。凑巧,小华也在旁边听到了。

  限期的最后一天到了,但炉火的温度还是上不去。大家都急得出了冷汗。这时候,小华来到工厂给爸爸送午饭。她对爸爸说要到炉边看看。她走近了炉边,乘大伙不注意,突然纵身投入了熊熊大火中。张师傅赶紧上去抓住女儿,可是已经晚了,他只抓住女儿的一只鞋。
  
大钟终于铸成了。皇帝奖赏了张师傅和其余的铸工师傅。这口大钟至今还保存在北京的“大钟寺”里。据说,当人们敲响大钟的时候,大钟就会发出“鞋──”的声音。“这是小华在向爸爸要她的鞋呢。”王老师给我们解释说。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小华的悲剧。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小华去死。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像里,小华长得很像王老师。

  王老师喜欢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比如:“你爸爸的咳嗽好了吗?”“你爸爸有没有问你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这星期你爸爸又画了什么?”(我父亲喜欢画画。)好像她对父亲的一切都感兴趣。星期六回家我常常把王老师问我的话告诉父亲,他听后总是淡淡地一笑,并不说什么。

  一次,王老师在给我剪指甲时,看见我胸前系的小手绢很别致,便要我解下来给她看看。这手绢是丝绸的,上边是爸爸亲笔画的一匹小马。因为我属马。小马旁边还有爸爸给我写的一首诗:

  小马小马到处跑,
  跑到树下睡大觉。
  醒来一看叫不好!
  原来妈妈不见了。

  王老师仔细端详着手绢上的小马,一边说画得真好。当念到父亲给我写的诗时,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拿着手绢反复看着,久久不愿还给我。我看她爱不释手的样子,便说:“王老师,要是你喜欢,我把手绢送给你好了。”王老师大喜过望地问:“真的吗?”“真的。”我点点头。“你爸爸要是说你呢?‘你怎么随便地把我给你画的手绢送人啦?’你怎么办?”王老师担心地问。“要是爸爸问我,我就说王老师是幼儿园最好的老师,送她一条手绢是应该的。”王老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京京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剪完指甲,王老师说:“可是你没有手绢怎么办?这样吧……”说着她从衣兜里掏出一条白手绢,说:“这条手绢是我新买的,还没用过,送给你。”说着,王老师把她的手绢给我系在了胸前。然后,她把小拇指勾着伸出来说:“来,咱们拉拉勾。”于是我也伸出小拇指勾着王老师的小拇指,两人一边用勾着的小拇指来回拉着,一边念道:“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两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恰巧李老师走过来看见了,说:“小王,你怎么老跟小孩似的,没大没小。”原来,这“拉钩”的把戏是我们北京小孩子的习惯,为的是不让对方送东西后又反悔。

  星期六回到家,妈妈发现我的手绢换了,便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待听我说明原委,妈妈笑着回头对正在写稿的父亲说:“看来你的画还有人挺欣赏。”父亲还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天已经很晚了,但我母亲仍没有来接我。最后,所有的孩子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王老师自愿地留下来陪我。我眼巴巴地望着门外,急得快要哭了。王老师安慰我说:“别哭,妈妈马上就来。”

  天已经暗了。终于,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父亲向王老师道歉,因为妈妈有别的事,今天不能来接我。王老师一见父亲,脸便涨得彤红,说:“没什么。”

  当父亲把我带出教室时,却找不到自行车钥匙。他在院子里到处找,王老师也帮他找,但在一片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最后,父亲用手提着自行车,王老师抱着我,在沉沉夜幕中,向离这不远的我家走去。一路上,两个大人都不说话。

  我虽然还小,但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我对父亲说:“爸爸,李老师说我找到了另一个妈妈。”
  “谁?”父亲问。
  “王老师。”我说。
  “胡说八道。”父亲说。路灯下,我看到王老师的脸似乎更红了。
  “小王,快把孩子放下,让他自己走。”父亲说。
  “没关系,不沉。”王老师说。
  看父亲提着车步履艰难地走着,王老师说:“来,让我提车,你抱孩子。”
  “不,不,我能行。”

  我觉得父亲好像生气了,便不再吭声。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蠢得可以,说出那么让人难为情的话。不过,那时在我童稚的心里,真的希望有两个妈妈: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幼儿园。

  在一片沉默中,我家的大红门到了。父亲对王老师说:“已经晚了,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吧。”王老师说:“谢谢,不了。如果我回家太晚了,我妈会担心的。”说完,冲父亲莞尔一笑,一转身,便消失在夜幕中。

  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母亲未能来接我的原因。原来,母亲那时已被指控为“右派”。那天晚上,母亲在挨了一天的批斗后,拖着怀孕五个月的疲惫的身子来幼儿园接我,半路晕倒在马路上,撞上了一辆三轮车,那位三轮车工人把母亲送到了医院。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夏。

  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边。不久,我的父亲也被指控为“右派”。

  我至今还记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有一天星期天的早上,我起了床,照例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请安。但是,当我进屋时,看见母亲仍躺在床上,两颊布满了眼泪。我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你为什么哭啊?”那时候,我以为只有小孩才会哭,大人是不会哭的。母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在一旁的父亲替母亲回答说:“你妈妈眼睛疼,所以流眼泪。”
 

 那时候,我尚不懂得,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对父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父母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冒着生命危险,年纪轻轻地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们一向把党当成自己的亲人。如今亲人不要他们了,要把他们赶出大家庭,这对他们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在这之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在幼儿园吃完午饭,正要回大殿里去睡午觉。当我经过我们的教室的时候,突然听见里边好像有人在哭。我攀到窗户上一看,原来是王老师在哭。她一边哭,一边还用手绢擦眼泪,就跟我们哭的时候一样。我们幼儿园的园长,一位慈爱的老太太,正在旁边像哄孩子似的劝慰王老师。我当时很吃惊:“怎么,连王老师也会哭啊?平时我们哭的时候,她总是说哭没有出息,可现在──”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趁王老师给我穿衣服之机,悄悄地问她:“王老师,你昨天为什么哭啊?”王老师惊异地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答非所问地说:“要是王老师走了,你会想我吗?”我一时没明白,问:“去哪?”王老师说:“老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我一听,顿时急得涨红了脸,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我一把抱住王老师,说:“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王老师见我急得这样,笑了,紧紧地搂着我说:“老师跟你开玩笑,快别哭。”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王老师那次哭的原因。原来,报社领导要王老师揭发我父亲的所谓“右派言论”,说这是党对她的考验,看她能否和右派划清界限。王老师不愿意,但又不知该怎么办,急得哭了。要知道,她那时不过才十八岁,哪里经历过这么复杂的政治风云。
  
一九五七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全报社的记者员工都在报社的小礼堂举行批判我父亲的“右派罪行”的大会。那个小礼堂我也去过,在办公楼的最高一层,很富丽堂皇,柚木作的地板光滑如镜。有一次,母亲带我去那看木偶戏时,我曾经一跤从后排滑到了前排。
  
大会由当时的社长邓铎主持。那时邓铎哪里会想到,十年后的文革中,他只因写过一些奉劝式的杂文,便也在这个小礼堂里遭到了比现在还要残酷得多的批斗,后终因不堪凌辱,在妻子的默许下而自杀。
  
大会发言开始了。许多人,有认识我父亲的,有不认识我父亲的,有真的相信我父亲是个大坏蛋的,也有只是为了个人野心向上爬的,纷纷走上讲台,用最严厉的辞藻批判我父亲。
 
最后,邓铎宣布:“反右派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现在,我们请报社幼儿园的王老师上台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
  
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把脸转向了后排。我父亲也不禁睁大了眼睛向后排张望。只见王老师从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情肃穆,朝着讲台一步一步地走来。当她的眼光和父亲惊讶、痛苦的眼光碰到一起时,她勇敢地迎了上去。快要接近讲台了,只见她突然跳上身边的窗台,纵身一跃,便消失在蓝天中。

  人们都惊呆了,一时都反应不过来,全都木木然地站在那。父亲最先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他像受伤的狮子那样大吼一声,一把推开身边的两个看押人员,疯子似的冲下了楼梯。

  一切都已经晚了。王老师静静地躺在夏日的阳光下,一动不动。鲜血浸润着她的长辫……父亲抱着她的尸体,失声恸哭。人们在她的白衬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方白丝绢,上边画着一匹小马。丝绢里,裹着一把自行车钥匙。  

  此时,上边的礼堂里群情愤然,有人高呼:“为右派殉葬死有余辜!”

  批判大会就这么乱哄哄地结束了。

  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妈妈都不能来幼儿园接我。他们下放劳动去了。不知有多少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夜晚,我都是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和我做伴的,只有四周一张张空空的小床。清冷的月光依旧穿过窗棂倾洒在我的床上,但再也没有人过来疼我了。

  一九七八年秋,在跟随父母渡过了近二十年流放般的生涯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重又回到了梦魂牵绕的故乡北京。在学生宿舍安顿下来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大钟寺”。

  当我来到门墙倾屺,蒿草蔽径的“大钟寺”时,只见山门紧闭。我敲了半天门,才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开了门。我说明了匆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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