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我们依然回避体制内部的矛盾，那么，精神文明就不可能达到其应当达到的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大大高于从前，而我们的精神文明却还不如从前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强烈地怀念50、60年代的原因。而这种怀旧感，不过是对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正当的排遣渠道的一种必然结果罢了。
然而，为了从体制上根除腐败或潜在腐败的根源，我们就势必会涉及到一些部门或高官，而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下面，我想进一步展开说明自己长期思考的观点，供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读者参考：
这里，我想举中央电视台（CCTV）作为例子，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大家知道，中央台是全国唯一的最高级别的政府宣传舆论机构，对外则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形象。按照政府部门不得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则，中央电视台是不应该从事广告宣传的。但是，它现在不仅收取大量的广告费，甚至还拍卖“标王”，并且屡屡创下超过亿元的天价。由于广告利润可观，因此，现在CCTV已经拥有11个台，每个台都做广告。在它的示范效应下，现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电视台都变成了商业电视台。
20年前，中国没有商业广告，因此，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就成了改革开放的标志。那时，国营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等等做商业广告是我们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当时政府媒体从事商业活动是一个革命性的创举。
但是，这一改革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内部矛盾：政府媒体的“身份”决定它们不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正是由于具有这一身份，才使它们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于是，政府部门的性质就因此发生了裂变：一方面，作为人民公仆，它的政治性质要求它必须廉洁公正、把精神与道德放在首位；另一方面，作为商业活动的主体，市场规律则要求它必须惟利是图、把金钱与利润作为核心。
由于这两者水火不容，因此，电视台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疲于奔命，并且用“双重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新闻节目中，它像一个严肃的“教师”，义正词严地给普通公民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或精神文明；在广告时间里，它摇身一变像一个“商人”，肆无忌惮地给普通消费者（包括几亿少年儿童）展示着金钱、美女、各种商品、以及豪华（少数富人）的生活方式。
而且，这两个极端的文明还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效果也大不同的：前者是播音员几乎几十年如一日的说教口气，使人难以产生激动和新鲜的感觉；后者则充分利用了最现代的电脑、音响、照明、特技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消费者的共鸣和强烈的购买欲望。
除了给观众造成的迷惑，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同时也塑造了国家干部和政府高官的双重人格。请设想一下：某个政府部门的党委书记兼任其下属公司的经理或董事。上午，他在党委会上要宣讲三个代表、批评金钱至上的腐朽道德；下午则要在公司里讨论如何拉广告、促销售、赚利润的营销战略。他不得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原则－－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来处理两个极不相同的任务；而且，对每一个任务，他都必须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全力完成。请问：长此以往，他怎能不产生性格的变易和人性的异化？他本人及其部下和群众，又怎能不变成自欺和欺人的两面派？
因此，请恕我直言：如果这种制度不改革，那么，它的结果就只能毁灭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和高官；并且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腐蚀整个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于是，所有的反腐倡廉败、精神文明、道德公约、法制建设，都会统统失去应有的效力。
我知道这个评语说得“重”了一点，会得罪一些人，但是，这是逆耳忠言。
下面，为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一个相对干净的人文环境，我想提出几条根本性的改革建议：
1， 中央电视台不得播放任何商业广告，并且与所有直属或下属的公司脱离；
2， 中央电视台可以合并后保留三个：中央1台（综合台），2台（文艺台），3台（教育与儿童节目台），不得播放任何商业广告，包括具有广告效果的企业新闻、企业赞助的节目、标明企业名称的产品介绍或背景画面等；
3， 其他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媒体，如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根据政府部门不得经商的原则和本部门具体情况，与广告和商业活动脱离；
4， 建议成立专门的民营或国有控股商业媒体（可以从事合法的广告宣传等活动），并由政府有关部门对其实行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