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处在中国顶尖极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今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的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国农民以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1，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2，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3，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
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的衣衫褴褛？
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
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时间上，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
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
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呀！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 00万；成克杰3000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绥新，1000万……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会有什么事。
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
比如说：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他们中的18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两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尽早鼓起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三亿人里，真正拥有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智慧的同胞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度，人口仅一千九百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十三亿人中国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二三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六、七十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五元，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收益会在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生，他也会比在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注请意，国际上却不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导、大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有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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