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9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建工系学生赵××因失恋跳楼身亡。
●2001年6月15日，广东省交通高职院学生邓××因遭受自己认为无法承受的打击，跳楼身亡。
●2001年7月10日，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学生黎×在家中自杀身亡，生前家庭压力和学习压力很大。
●2001年9月17日，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环境工程系新生黄××跳楼身亡，他生前曾多次表示不习惯宿舍生活。
●2001年10月9日，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石××在海印桥跳江自杀，其同学麦××、罗××跳江营救，后水警到场救起罗，但石、麦两人已经死亡。石死前为情所困，并自觉不被身边的人理解。
●2001年12月31日，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系二年级研究生贺××坠楼自杀，据其同学反映，贺可能是因为成绩原因心理压力过大以致走上不归路。
●2002年1月16日，暨南大学学生黄××在家中跳楼自杀，死时手上还留有割脉自杀后缝针的痕迹，据了解，其自杀原因可能与考试压力过大有关。
南方网讯 一连串自杀事件，一连串年轻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早逝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3月以来，广东各高校中已有七名大学生自杀身亡，2001年也因此成为了近几年来广东大学生自杀最多的一年。
在上述自杀的7人中，4人是因为情感问题，另外3人则是因为学习压力，然而，为什么自杀会集中在大学期间发生呢？除了内在性格因素外，长久以来形成的教育方式对自杀心理的形成是否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已矣，另一个更让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究竟还有多少学生曾经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曾遇到无法自我排解的心理困惑却无处倾诉？学校和社会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分别走访了部分自杀学生的家长、同学、心理专家以及有关教育主管部门。
思考一
高压导致自卑焦虑学生自杀概源于此
【案例】2002年1月16日，当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黄××在家中跳楼自杀的消息传回学校，几乎所有认识黄的同学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黄性格外向，与同学相处融洽，学习成绩在班里也名列前茅，连续两年都获得了一等奖学金。去世前不久，黄还曾向班主任咨询过报考中大研究生的有关事项，并表示去中大读研将是自己未来规划的重要一步。“太突然了，我想象不出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自杀的理由。”黄的一位同学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黄自信开朗的外观下，由过度好强而导致的焦虑和脆弱一直隐隐存在。据其同学反映，黄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从来不说自己不好的地方，从来不把自己的困难向别人说，有什么事都自己承担，即使在产生巨大压力时也不愿寻求疏导。 上学期末，黄所在班级在1月9日至14日要考6门功课（包括英语六级），这使下定决心英语六级一定要考优秀的黄压力陡增。在遗书中，他提到自己已连续7天失眠，自觉英语六级和另一门课程考得不好，担心要重修，并因此而不可自拔。1月16日，黄在割脉自杀不成后，从楼上跳下，死时手上还留有先前缝针的痕迹。
【分析】长期隐伏的脆弱、由期望值过高而带来的焦虑导致了一个学业出色的学生在学业压力下选择了死亡。而中山大学心理系系副主任、中大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郭丽教授则介绍，据其十多年来的心理咨询经验，这种焦虑和脆弱，也正是几乎所有自杀学生都存在的普遍心理。
郭教授指出，大学生自杀往往是内因和外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来看，首推情感问题，其次就是学业压力；因此，自杀的高发阶段多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末及毕业前这些矛盾集中期。从内因来看，主要是潜意识中的自卑和集中爆发的焦虑。作为一种偏差型的自我认识，这种自卑往往长期存在，它使学生在遭受到任何小挫折时都会将之无限扩大，如坠深渊。而当一些阻碍因素长期存在，如持续的学业压力、持续失恋时，自卑便会逐步发展成自怜、自毁。这时如再遇到考研、就业等重大问题，无法排解的焦虑便会突破生死的最后防线，最终走上自杀之路。
思考二
“素质教育”不无偏差“人格完善”才能治本
【案例】“假如黄河泛滥，你们只能采取疏导，而不能封堵。”广州大学学生黎×在自杀前曾这样对父亲说。
据了解，黎的父母对儿子的专业学习要求很高，却对儿子玩电脑非常反感并严格控制。为防止儿子购买电脑软件，黎的父母每月只给他200元生活费，其它生活、学习用品一律由母亲操办。黎对这种高压封闭的管教方式十分反感，却难以在经济上、生活上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心理长期抑郁，而当他预感到考试成绩不理想时，这种抑郁终于爆发：黎因害怕父母责难而跳楼。
【分析】很多自杀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曾遇到类似情况，而当记者联系到上述自杀学生的家长、学校以及毕业中学时，他们均婉拒了采访要求，只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说：“我们有错，孩子也有错；大学有责任，难道中学、小学就没有责任？”可以说，正是走偏了的“素质教育”、长期“封堵”式的管教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父母及校方的压力，迫使学生期望值和压力不断升高，自卑和焦虑逐渐形成，并最终间接或直接导致了自杀。
“为什么要把成绩看得那么重？小孩的学校鉴定上，除了成绩高低其他评价都是千篇一律。难道一个孩子除了学习成绩就没有了其它的闪光点？难道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是去学钢琴、学跳舞，只是多掌握几门技艺？”采访中，广州市东山区某小学一位学生家长这样问道。然而，走入歧途的还不仅是“素质教育”，教育方式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有些老师甚至家长会不断冷嘲热讽，孩子久久得不到欣赏的眼光，如何能够树立自信？同时，“读好书就千好万好，其余事父母一概包办”的做法仍然根深蒂固：学文学理家长定，高考志愿家长填；而一旦没有了家长，很多学生往往会不知所措。
各种问题长期积累，而大学则恰恰提供了矛盾集中爆发的舞台：一进大学，周围的环境突然复杂起来，职业、学业、事业、人际交往、恋爱，所有成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都接踵而至，学生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必须独立做出选择，独立承担后果，而在精英聚集的校园里，“擦肩而过的竞争”比中学更为激烈。
【对策】针对这种现象，郭教授指出，摆脱现有的“素质教育”模式，大力发展“人格完善”教育才是治本之道。“适度的自恋是必要的，我们最需要教会孩子的不是学业，而是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父母和老师不能对孩子的天赋和才能视而不见，他们先要学会喜欢和欣赏孩子。只有当孩子们觉得自己被喜欢被欣赏，他们才能培养出自信来。”郭教授说，“家长可以帮孩子进入一所好学校，找到一个好工作，然而挫折伴随一生的，孩子们只有也必须学会欣赏自己，才能在面对任何打击时总有自信，打都打不垮。”
学会欣赏自己是“人格完善”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家长和老师必须学会诱导，“两个孩子考试都不及格，其中一个家长安慰他，笑称他是马大哈，另一个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一两年后，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就会完全不同。适宜的教育方式至关重要。”
思考三
守护生命社会有责最后防线势单力薄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在人多处自杀？为什么自杀者死前往往会给别人一个电话、一句告别、一封遗书？他们是在极力寻找最后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倾诉的地方。自杀就是他们最后的呼吁：救救我！而我们如果守好了这最后一道生命线，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悲剧发生。”在采访中，郭丽教授这样说道。
的确，最后一道生命线的守护责任重大，但却常常被人忽略。承担这一工作的可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可能是死者身边的朋友、家人，但他们却同样可能“一句话使人生，一句话使人死”。那么，从朋友、家人，到学校和整个社会，究竟该如何守好这样一条生命线？就此问题，记者与郭教授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记：很多自杀的学生都曾表示不被人理解，但在采访中却发现其实他们身边的人都已尽力去理解、去帮助他们，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郭：不适当的理解和帮助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要多留意身边的人，但这种留意应是得当的，千万不要带有怜悯的意味，怜悯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表现，而同情的话有时是极大的打击。目前有一个很危险的认识误区，就是自杀的人都是心理有病的，其实很多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而大学生处于个性的不稳定期，思考生与死、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何在等问题也很正常。这时，我们应当以平常的态度对待他们，帮助他们正视生活，毕竟只有在突破生与死的观点后，生活质量才能获得提升。此外，对自杀者的认识还有其他一些误区需要注意。
记：包括哪些？
郭：最主要有三个，第一，“老说自杀的人一定不会自杀”，其实，哪怕只是一种用来威胁别人的说法，也说明至少曾有过自杀的想法；第二，“自杀过一次康复后就不会再自杀”，据统计，往往在大学期间自杀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此倾向，心理防线一旦突破是很难再完全修复的；第三，“性格开朗、独立性强的人不会自杀”，自杀往往不是单一因素诱发的，它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与表面上的个性并不成正比。
记：如果想获得一针见血、恰到好处的心理帮助，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仍是最好的选择。目前广东各高校基本都已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这些咨询中心能否满足学生的需求呢？
郭：高校是我国最早发展心理咨询的地方，目前凡是开展得当的都已供不应求，但总体来说，高校心理咨询从数量到质量都很难满足学生要求。香港每1000个大学生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人员，而在内地，5000人都达不到，并且还有很多辅导人员是兼职的。
记：那么单靠学校的心理咨询能否完全承担大学生心理健康这一巨大责任？力量会不会显得单薄？
郭：单靠学校当然是不够的。社会应提供多种机会，让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求助，都能找到自己的发泄方式，如开通热线缁啊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