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有一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如今是信息时代，媒体人在笔杆子中是最重要的一群。中共政权要掌握住笔杆子，首先要牢牢地掌握住媒体。
共产党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经常信誓旦旦地说：“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的媒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有外国同行向我询问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我告诉他们，马克思所批评的普鲁士那样老牌专制政权的新闻检查制度是没有的，但是，现代专制政权比普鲁士那样的老牌专制政权精致得多。他们使用种种办法，对媒体实行全面控制，以至于每一个媒体从业人员自己就都成了检查员，还要那种公开的、简单的、容易授人以柄的检查制度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媒体的控制，是过去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所无法相比的。
我在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过5年，时间是1975年到198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过9年，从1980年到1989年。
根据我在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日报》的经历，尤其是后者，共产党控制媒体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控制，达到由每一个人自己自觉地做好控制。
精神上、思想上的控制
对人的控制，首先是从精神上、思想上进行。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传达文件－－在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日报》社，经常传达各种各样的文件。所谓文件，就是中共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开会情况和领导人的讲话。根据级别高低，逐层逐级传达，在时间先后上拉开档次。同一个文件，如中共中央1981年28号文件，首先是报社副总编辑等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去听传达。几天后，这些先听传达的副部级干部，召集局一级干部进行传达；再过几天，又传达到处级干部；以后是科级……。总之，级别越低，听传达的时间就越是靠后。有些文件只能传达到某一个级别，达不到这个级别的就只能听听小道消息。文件传达大部份是在共产党内进行的。只有极少的文件是传达到非党员的。即使如此，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非党员，也比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多知道一些信息。
（二）政治学习－－经常有什么学雷峰、学张海迪、学孔繁森等政治学习，要求每一个媒体工作者像雷峰那样把一切献给党直至生命。像张海迪那样，身残志不残，为了党的事业，敢于拼搏，用超人的力量为党做好宣传工作。要像孔繁森那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落后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
（三）搞运动－－搞运动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共产党搞运动常常是文武双全。像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一化三改造、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抓三种人和89民运之后的反动乱、反暴乱等。有的运动是搞文斗，一般不搞武斗。如：批评电影《武训传》、反胡风、大跃进、两忆三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四人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
通过搞运动，共产党把反对它的人整倒整死（文斗也可以死人）；并且让人们看到反对共产党的人的下场。这是生与死的教育。如果只是撤职罢官、整倒整死，那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死不了活不成。
（四）党组织活动－－党组织的最小单位是党小组。一般的是一个专业成立一个党小组。小的专业两、三个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党小组。如我在理论部的时候，理论部是一个党支部，哲学和历史是一个党小组；经济学专业的人稍多，单独成立一个党小组。思想评论组只有三个人，也单独成立一个党小组。海外版是一个支部，各小组组长兼支部委员。有的版党员少，就两、三个版合并成立一个党小组。我当时在五版，和七版即文艺版合起来成立一个党小组，我是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党小组一般每个星期活动一次，一个下午三个小时左右。内容是：学习文件、开展讨论、领会文件精神，有时专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在工作中执行中央文件的情况。执行得不好的，不仅要自我批评，还要受到其他党员的批评；情节严重的，要做书面检查。有时还要到支部大会上做检查。
物质上、生活上的控制
共产党控制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根据你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按照共产党的标准，给你相应的官衔。根据官衔大小，中共决定你对生产资料的使用程度，决定你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情况。所有的行业，包括寺庙里的和尚、尼姑都有相应的职称，并根据职称套上相应的官位，比照享受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待遇。
《人民日报》的职称分为四个等级：高级编辑、主任编辑、编辑、助理编辑。记者也是一样。评职称的标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来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这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了宪法。你的文章写得再好，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得再全面，只要领导认为你的思想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不仅评不上高级编辑和主任编辑，有时连编辑都评不上，只让你当个助理编辑。
是什么职称，就拿多少工资、住什么样的房子、出差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和住什么样的旅馆，都有严格的、细致的规定。《人民日报》的局级干部和高级编辑可以住四间房子，副部长以上干部可以住五间房子。如果房子不够分配，有行政职务的干部优先。
编辑、采访工作程序上的控制
有了精神上的控制，加上物质上、生活上的控制，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必须自觉地按照党的利益去衡量新闻、编辑稿件。虽然没有公开的法定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每一个媒体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成了自觉的检查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共还要在工作程序上加强控制。
《人民日报》的工作程序一般是这样的：记者采访、写出文章，交到编辑手里；编辑按照四项基本原则对文章进行修改，然后送到各个专业编辑组长手里；编辑组长又进行一次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的修改；再送到部的副主任手里，进行又一次四项基本原则的检查修改；下一步是由部主任再进行一次检查。部主任检查通过了，可以打印后拼版成为大样上的一篇文章。大样出来后，要送给主管副总编辑审阅，进行又一次的检查。
除了从记者－编辑－专业组长－副主任－部主任－主管副总编辑6道检查程序，还要由专门的检查组和校对组进行检查校对。检查组重点检查政治内容和专业、数据；校对组主要负责校对文字，也要检查政治、经济问题。校对员如果看出文章中有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会得到重大奖励。
如果这些层层检查，都没能检查出来，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印成报纸公开发行后，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有专职的审读员，发现问题，就要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严重的要坐牢。如山西太原的高勤荣在1998年揭露官员弄虚作假，被关进牢房已经3年多。除了专职的审读员，还有业余的审读员。这些人为了升官发财，看报纸的时候非常仔细认真，不是要了解报纸所披露的信息，而是要寻找报纸上有没有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他们一旦发现，就会立即向所在地党的宣传部门报告。为了不被本地宣传部门抢了功劳，这些业余审读员往往是打电话、打电报甚至坐车或坐飞机到北京，直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因此，不仅是媒体工作者人人都是检查员，甚至可以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是检查员。
人身控制
除了精神上、思想上、物质上、生活上的控制和工作程序上的控制外，还有人身的控制。
一旦进入工作单位，再想转换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是原来的工作单位放不放。如果不放，档案、户口、粮油关系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都不能转走。没有这些东西，新的工作单位是不会接受的。现在，人身控制在别的单位已经弱化；在媒体，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样的要害单位，恐怕更严重。即使在这两处要害单位，他们也放松了人身控制；思想、精神、物质、生活方面的控制也不像以前那么紧了；但是，在工作程序上却加强了控制。
腐败控制
为了确保控制的有效性，中共还增加了一项控制－－腐败控制。这是最新的控制方式，非常有效。
中国人的收入，大约从1980年开始，分为正式收入和非正式收入两部份。有的人把前者称为白色收入，把后者称为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前者是指看得见的工资、奖金等公开的、合法的收入；后者是指暗中的、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非法收入。对于后者，用中国人最容易懂的话来说，就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人民日报》编辑、记者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有的多得吓人，有的只有很少一点。比较保守的人，人家主动给的，数额又不大，还要思前想后，觉得不会出问题，才敢收下。有的胆大的，往往是狮子大开口；对方使劲往下压，尽量花最少的钱把交易做成。几经讨价还价，最后成交的数额也往往是成千上万元人民币。心肠狠的、胆子大的，有时一次就能捞上10万甚至更多。至于中央电视台，那就更黑了，往往高于《人民日报》数倍甚至数十倍。
什么人愿意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花数万、数十万元鼓吹自己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一）各级官僚－－部、局、处、科、股、省、市、县、乡、村（村级干部不是国家正式干部，也不是由国家发工资；但他们直接控制农民，实际上更为可怕）。（二）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三）私营企业的老板。（四）各种演艺人员，包括演员、歌星、画家、工艺家和形形色色的手艺人。
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出现鼓吹自己的文字和图像，虽然也是花钱买的，但可以掩盖“花钱”这个关键的环节。因为并不是所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上的文字和图像际腔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