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起飞的
1999年江泽民出访欧洲时，有记者问到中国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时，江不无自豪地回答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所致。是这样吗? 这种提法很难令人信服，又很容易误导后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拿历史事实说吧。大家知道，中外共产党政权在历史上都实行的是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目标是取消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还步代之以物物交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苏联连续实行三个5年计划，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举世瞩目。中国常以苏联的经历自豪，说那是制度决定，预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义无反顾，全盘照搬苏联的建设经验安排自己的经济生活。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发展的, 显得效果很好。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不行了，统购，统销，大跃进，总路线，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政治干扰，把经济搞得疮痍满目，惨不忍睹。特别是对人民创痛钜深的共产主义穷过渡，好端端的一个1958年大丰收，硬是把它造成一个特大饥荒年，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今，饿死者不复记忆了，熬过来的人何堪回首？“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亏得党的总书记能说出口。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来之于改革开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改革开放为何物，不正是改革了那些不合时宜的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吗？在共产主义极左路线盛行时期，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一点儿芽，留一棵树，都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后来，一些胆大的地方领导人为解人民于倒悬，顶着中央的压力在一些地区推行了“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重新出现了农贸市场。邓小平受农村改革的启发，制定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才得有今天。必须注意，邓小平的改革，是从哲学政治的高度入手的。他提出黑猫、白猫的理论与共产主义极左路线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相抗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命题与顽固僵化的“两个凡是”相抗衡，于是中国人民真的觉醒了。压抑了多少年的积极性象火山岩浆一样一旦喷发出来势不可挡 ，历史不会忘记那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推波助澜的胡耀邦等先驱人物。一句话，中国的经济起飞来之于执政的共产党放松了捆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一些共产党人常常自诩说：“改革开放落实了党的政策”如何如何，那么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上推行的究竟是谁的政策。正确的说法是“改革开放落实了党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政策。”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相形见绌了，苏联比美国，东德比西德，北韩比南韩，大陆比台湾，贫富差距显而易见。经济竞赛败下阵来，共产主义制度优越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了。于是乎，从东德开始，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一变色，连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也不免解体，接着是亚洲的蒙古结束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巧妙安排，容忍了资本主义，采用了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中共的政权免于变色，历史告诉我们，是资本主义医活了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共政权。
（二） 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发展了。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加入W.T.O，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真正成员了。什么都要动“真格”了，而中国的情况显然不适应这种挑战。
当今的中国，处处都是政治干预经济，行政干涉企业，官僚干涉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密密麻麻布满社会各阶层，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使人民不能自由呼吸。这些当官的大都贪婪、自私、腐败、无能。他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使用一种类似吸盘的伎俩附于人身拼命吸取，人民称他们为蛀虫。国营大、中、小企业让他们蛀空、蛀倒很多，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走投无路，就连路边的小商小贩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谁要是不对税务，工商、公安不时孝敬孝敬，就会失掉在中国的生存权。在官权泛滥的中国社会，特权、垄断决定一切，没有平等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源不能合理调配、使用。一方面是物资短缺，一方面是大量浪费，遵纪守法者往往寸步难行；违法乱纪、飞扬跋扈的往往通行无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官匪结帮，小官拉拢大官，大官包庇小官，黑社会依附官势横行霸道，无所不为，集体走私，集体贪污有恃无恐，愈打愈烈。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真假难辨；人际之间坑蒙拐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全社会笼罩在一个“骗”字里，全无诚信可言。本来物质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是人类最基本的朴素的生活，竟被蛀虫们腐蚀，搅乱到这种地步，怎不令人忧虑！有人还赞扬中国的经济“一枝独秀”呢，岂不知中国的统计报表、会计报表根本不足为信，数字可以任意扩大、缩小，可以无中生有。社会信任的注册会计师在业务上做手脚司空见惯，银行呆帐、坏账、假账世界闻名。中国最近出现了股市危机毫不为怪。试想，国家通过重组，重估国企资产，做做数学游戏，推到股市上出售，资产就增值了，国企就“脱困”了。想没想到受害的是谁？
这样虚空、脆弱的经济，黑暗、落后的社会在加入W.T.O.后，如何经得住自由贸易的冲击，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见略同。这一点当政者并不官僚，不断传出的政治改革的风声就是明证。然而改革什么呢？我们知道，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得之于政治上的松绑，邓小平大胆地把执行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了。这次继续改革，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是松绑，继续松绑，放弃共产国家历来的统治手段-专政政治，代之以现代各国通用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词中国的当政者畏之如虎，但这是社会发展必经之路，避免不了的。试想在中国，如果民告官真有保障，如果舆论监督真能实现，象厦门、沈阳那样的特大走私案、贪污案怎能发生？党中央杀一儆百的决心是很大，但效果如何？权力产生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处于绝对无权的中国人民大众只能予取予夺，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党政干部就可为所欲为了。“党管党”看似好看，实则不过加强党权而已，相形之下，人民更加无权了。如此反贪、肃贪，贪污腐化根治无望已成定论。
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时，有人问他：“你现在感觉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干部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在中国，不管中央有什么好政策，一到下面就走样了，人民俗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切歪风邪气滋生的温床，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