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一阵春风拂面，
我知道，
那是你。
当
一只麻雀
在阳台上歌唱，
我知道，
那是你。
当
一颗星星
在波河广场上对我眨眼，
我知道，
那是你。
《吴钩月》前言
这本书的问世应该归功于乌丽，归功于她对我的鼓励。
“给我写点什么吧。”乌丽常常这么求我。
我素性疏懒，给乌丽写得很少。但就是这很少的一点，也使乌丽非常高兴，藏之如珍宝。
这，使我受宠若惊。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我则为知我者、悦我者、爱我者乌丽写。
一天，乌丽给我拿来一本意大利的文学期刊，上边有两个征文比赛。一个是短篇小说，一个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必须以这样的句子开头：“她在我面前站着，看样子好像要问我一些什么。”地点是公园的一张长椅。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颇刺激我的创作欲。但用意大利语直接写小说，却是我从未尝试过的。
“我来帮你！”乌丽说。
乌丽壮了我的胆，于是我开始动笔。这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三月。
恰恰就在这时，癌症悄悄地扑向了乌丽。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乌丽大大小小动了五次手术。就在医院的病床上，她给我修改了部分写完的手稿。
在手术后的康复期间，乌丽用计算机把全部手稿誊写了一遍，并改正了所有的错误。
我太爱乌丽了，我给小说的女主人公起了“Evelyn”这一名字，取其发音象汉语的“爱乌丽”；我给男主人公起了“Ulisse”这一名字，取其发音象意大利语的“乌丽？是！！”。
自然地，在塑造Evelyn这一形象时，我从乌丽身上得到很多灵感。Evelyn的率真、果断、清高、童稚、任性和几分固执的性格，几乎都和乌丽的一模一样。就连Evelyn的一些语言也是典型的乌丽语言。比如那句生硬的回答：“我喜欢！”（Mi va!）就是乌丽常用的口头禅。
小说写完了，但已经成了中篇。我照样给征文的期刊寄去了。一年过去了，我的小说却如石沉大海。
今年的五月二十号，凶恶的癌症又重新向乌丽扑来。到了七月，一天，她对我说：“为什么不把你的小说给一些出版社寄去？”
乌丽说的有道理：“为什么不呢？”
我把小说寄发了，期望乌丽能看到它的出版。谁能想到，仅仅两个月以后，十月八号，乌丽就与世长辞了！她只活了二十五年零四天。
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我所能做的只是仰头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么么么…？”
Evelyn和Ulisse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已经酝酿好久了。许多历史的因素左右了我们这一世纪，也注定了我们父母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并不企图对这些历史因素作什么解释，我只试图把这些历史因素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期引起读者的思考。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使那些发生在Ulisse、Ulisse父母以及艾老师身上的不幸的事情，不再在中国发生，也不再在世界的其余国家发生。
若如此，乌丽肯定会很高兴。
我爱你！乌丽！祝你今晚作个好梦！我的小丫头！
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一点三十六分四十秒
原文为意大利文。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毛文译自意大利文
《吴钩月》
她在我面前站着，看样子好像要问我一些什么。
春风恣意地揉弄着她的长发，长发象柳条那样摇曳着，遮翳了她那双美丽的大眼。
她把头发从眼睛上拨开，又把小提琴从右手换到左手。
“对不起，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她终于开口了。
“当然可以。”我回答道。“又一个好奇的人。”我想。
我租的那套房子，就在这公园附近。没课的时候，我喜欢到这来拉二胡。这张靠湖边的长椅，是我最喜欢坐的地方。
我至今还记得艾老师的话：“二胡是水性的乐器，只有靠近水才能把它的美吸引出来。”
每当我拉起二胡来，总有一些意大利人走近来听或问问题。对他们来说，一个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乐器却能拉出如此美妙的音乐，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二胡的样子更让他们好奇：
“这头上的是什么东西？龙？”
“为什么只有两条弦？”
“这是什么皮？蟒蛇皮？真的？”
有时候，当我拉完一曲，围观的人群中会爆发出一阵掌声。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好像见过这个有着一头长发，手拿小提琴的姑娘，但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现在，恰恰是她站在我面前。一个人，在温柔的春风中。
“对不起打断你。”她说这话时的口气似乎有点跟我过不去的样子。我把二胡放在长椅上，我能感到她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
“你刚才拉的曲子叫什么？”
她问的问题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她八成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汉语叫《吴钩月》。”
“什么意思？”她问。
“意思是‘形状象吴王的剑的月亮。’”
“不可能！”她自言自语道。她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你在哪学的这首曲子？”这一问题让我觉得有点太唐突，于是我反问道：“怎么了？”
“没什么，想问问。”她干巴巴地答道。她的态度令我有点不快，于是想跟她开点玩笑。
“我自己跟自己学的。”
“撒谎！”她大叫一声便转身而去，好像从一个魔鬼身边逃开。
她就这么走了，栗色的长发在春风中飘着。
“真是啥人都有。”我无奈地想。
自我到意大利以后，常常会遇到一些怪人怪事。比如，在街上走着走着，会有一个老太太冲你笑，向你问长问短，并请你去她家喝茶。我已习惯了见怪不怪，所以，两天以后，我便把这件事给忘了。
自那天遇到那个奇怪的姑娘后，我便没再回到公园去，因为我要准备一个奖学金考试。每天关在家里弹钢琴。试考得不错，我又赢得下一年的奖学金。
五月底一天早上，外边阳光灿烂，此时我志满意得，心情闲逸，又想到公园去拉拉二胡。
因为不是星期天，公园里人不多，有几个人在熘狗，几个老人在长椅上看报或晒太阳。儿童游乐区里，一些年轻的妈妈正陪着孩子玩滑梯什么的。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特有的生命的气息。绿色的草坪里，新草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往上窜。
我悠然地朝湖边走去。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小提琴声。我抬头望去，远远看见有人正坐在我常坐的湖边的那张长椅上拉小提琴。“真倒霉！”我自叹一声，准备到别处去找地方。“慢！这曲子我怎么那么熟悉？”我停下来，在一棵大柳树后边藏起来。
“不可能，”我听了一会以后，发现那人拉的曲子正是《吴钩月》。“一点不差。这不可能，我可以发誓，在意大利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会拉这只曲子。”
从背影上看，那人很像是上次的那个奇怪的姑娘。那么，也许她是在听了几次我的演奏以后偷偷地学的。要真是这样，她可真是个天才了。
这时候，曲子到了最难拉的一段。过一会，有一个过段需要一个特殊的指法。我屏住呼吸，耸耳凝听。
当到了那一段时，只听见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颤滑音，就象小溪轻轻地从长满青苔的卵石上滑过，紧接着，突然爆发出一声长音，就象是荒漠里一只受伤的狼在惨白的月光下的凄厉的长吼。这是一声只有从受过伤的心里才能发出的吼叫。也许这一声吼叫太震撼人心了，我看见一位坐在离这边并不太近的长椅上看报的老头，放下报纸，摘下眼镜，朝这边张望，找寻声音的来源。另一对正在那边长椅上抱着亲嘴的青年，似乎吓了一跳，两人站了起来，手拉着手朝拉琴的女孩走去。
不可能！不可能！我肯定任何天才如果只听了别人在公园里拉了一次或两次，是不可能拉得这么好的。还有，我拉的曲子缺了开头的一段，她却把这一段我不会拉的也拉了出来。
离结束还差一点，她却突然停了下来。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就这么突然地收曲。
我挤开人群，站到她面前。她看见我，一点也不显得意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稍纵即逝的狡猾的笑容。这次，轮到我问她问题。
“对不起，小姐，你是从哪学的这首曲子？”
她只顾低头把小提琴装进盒子里，并不回答我的问题。人们看着我，我尴尬地站在那，像个傻瓜。
当人群散得差不多时，她突然地对我说：“如果你先回答我上次提出的同一问题，我才回答你。”
“好吧，我家离这不远，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没等我说完，她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
进了我的房间，她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她把小提琴和书包放在地板上，把鞋一脱，往沙发上一靠，说：“可以给我泡点茶吗？”
“遵命”我说。
喝完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是跟艾老师学的《吴钩月》。
我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父母都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书。我父亲是钢琴教授，母亲是小提琴教授。我是他们的独生子。父母把我视为掌上名珠。四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学弹钢琴。我记得我开始学的第一首乐曲是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就在那一年，一九五七年，我父母双双都被打成了右派。如果你不理解右派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意味着什么，你只要想像一下中世纪的麻风病人。他们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批评了学院的领导不懂音乐，只知道指责别人。
我父母被下放到中国南部广西山区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那是穷山僻壤，生活条件很艰苦。父母为了不耽误我的教育，忍痛把我留在了北京我叔叔家寄养。叔叔在北京的一家小公司里当职员，靠微薄的一点工资养活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平时也无暇照顾我，我成了有父母的孤儿。这比一个真正的孤儿还要糟糕。因为一个真正的孤儿不会老想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已不抱这一希望。他想念父母的心已经死了，锁闭了，僵硬了，因而就不再感到痛苦了。而我却不。我老想着自己的父母，老盼望着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我可以在他们的怀抱里纵情地痛哭一场。这种希望，这种知道世界上还有两个人爱着我、想着我的意识使我变得更加脆弱，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变得更加敏感，使我性情更加悒郁寡欢，孤僻乖张。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灰色的梦，我一直沉睡在这个梦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艾老师。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小上三年级。一天，上音乐课时来了一位新老师。她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一条白色的长裙子。脚下是一双白凉鞋。她鹅蛋脸，额前留着流海。漆黑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长辫。恰恰是我想像中的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
“我叫艾华”她自我介绍道。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了“艾华”两个字。“‘艾’是我的姓，‘华’是我的名。我的姓‘艾’和‘爱’字同音，我的名‘华’是‘中华’的‘华’，所以，‘艾华’就是‘爱中华’的意思。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我们的祖国：中国。”
艾老师的自我介绍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上课，艾老师教我们的是一首歌，歌名是：《小花猫》。歌词唱道：
“小花猫，咪咪叫。
会上树，会跳高。
天天和我在一起，
我爱我的小花猫。”
这首歌让我觉得很无聊。在我叔叔家，因为地方小，没地方让我睡觉，叔叔就让我睡在靠天花板的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小阁楼上没有小花猫，倒是有不少小耗子。我睡觉时，它们常常在我身边窜来窜去。所以，当艾老师教《小花猫》时，我随口把它改编成：
“小耗子，吱吱叫。
会偷油，会偷糕。
天天和我在一起，
我爱我的小耗耗。”
我正得意地唱着，突然，艾老师停止了弹钢琴，走到我身边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唱什么？”
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不知道艾老师是怎么听到我唱的歌。我坐在几乎最后一行，而且我唱得很小声。她肯定有一对千里耳。“巫婆”！我在心里骂道。
从那以后，我恨上音乐课，恨艾老师。再说，她总是教我们一些在我看来是无聊和愚蠢的歌。比如，《生产队里的小鸭子》，《勤劳的小蜜蜂和懒惰的小蝴蝶》等等。
这样，年终音乐课考试的时候，我的成绩是不及格。我得补考。“这是‘巫婆’在报复我”，我对叔叔解释道。
大概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天下午，我偶尔地经过音乐课教室，看见门半掩着，里面空无一人。我心里一热，偷偷地熘了进去，我走到钢琴旁，发现钢琴居然没有锁。打开钢琴盖，我的指头就开始发痒了。我已经有多年没碰过钢琴了，但我还记得爸爸妈妈教过我的曲子。我开始弹勃拉姆斯的《摇篮曲》。一听到那甜蜜、温柔的旋律，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
“好！”突然有人在我背后说了一声。我回头一看，见是艾老师。我吓得站起来就要跑。艾老师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示意我坐下，然后和蔼地对我说：“谁教你弹钢琴的？”
“爸爸”。我答道。
“你爸爸在哪工作？”
我告诉艾老师我父亲原来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后来犯了错误，现在在广西工作。艾老师同情地看着我。
“你还会弹别的吗？”艾老师问。
“会。”
我又弹了一首贝多芬的《致爱丽斯》。
艾老师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真想不到。”她自言自语道。“还有吗？”她又问道。
“还有。”
我又弹了舒曼的《幻想曲》，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和肖邦的一些钢琴练习曲。末了，艾老师问我：“你喜欢弹钢琴吗？”
“喜欢。”
“星期天你愿意来我家吗？我教你弹钢琴。”
“愿意，但不知道叔叔同意不同意…”
“别担心，我去跟你叔叔说。”
那天晚上，艾老师来到我家，把她想教我弹钢琴的事跟叔叔说了，叔叔一听，很高兴，马上同意了。
艾老师的家似乎很大，但她好像是一个人住。我很喜欢她的钢琴，弹出来的声音非常悦耳。我弹了几乎一上午。艾老师教了我一首新曲子。她说我很有天才，如果我愿意，她可以当我的钢琴老师。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可以到她家弹琴。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艾老师的友谊。
那天中午我在艾老师家吃饭。她做饭做得相当不错。吃饭时，艾老师问我，我父母犯了什么错误。我告诉她我父母是右派。艾老师听了以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很严肃。过了一会，她看着我的眼睛说：“记住：我们真正的父母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她说话时的神情，不容我对她的话有丝毫的怀疑。再说，我父母也常对我说：“你应该作党的好孩子。”或者，“你应该作毛主席的好孩子。”每次父母从广西给我写信，很少关心我的生活，却总是问我入了少先队了没有，嘱咐我要听毛主席的话等等。我那时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大人的话总是先入为主的。
艾老师对党的虔诚感动了我，我想她一定是党员了。于是就问：“艾老师，你是党员吗？”
“不，”艾老师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还不是。但我正在努力争取。”看着她的痛苦的表情，我真后悔自己的莽撞。艾老师说，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国外度过的，接受的是外国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烙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想问艾老师是在哪个国家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但有过刚才的教训，不敢再造次。终于没敢问。
“你也一样，你要跟你父母划清界线，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
那时候，能加入少先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我的班已经有一大半的同学入了队，而我却因为父母是右派，又表现不好，一直入不了队。看着别人的脖子上飘着红领巾，我心里既嫉妒，又惭愧，又自卑。艾老师的话正说到了我的痛处。我的班主任常批评我自由散漫，我总不当一回事。但艾老师的话，却像圣旨一样，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从那个星期天以后，我完全变了。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孤儿”了。我要作党的好孩子，我暗暗下了决心。从此，我上课时再也不揪坐在我前边的女同学的辫子了；我不再说脏话了；不再跟别人打架了；从不洗脸刷牙的我，也开始每天早上洗脸刷牙了。叔叔对我的转变觉得不可思议。不久，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当我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的时候，竟激动得睡不着觉。
我每天按时地到艾老师家去弹钢琴。艾老师也为我感到高兴。既为我在学校的进步，也为我弹钢琴的进步。
在艾老师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这是一把很旧的二胡。浑身油亮，一只龙头栩栩如生。我以为那是一件用来装饰客厅的古董，没太在意。
一天下午，我照常去艾老师家练习钢琴。我刚走进前厅，就听见有人在拉二胡。我上楼一看，只见是艾老师正在拉二胡。她拉的曲子极为悲凉。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悲凉的曲子。那曲调简直就像是从一颗痛苦的心灵深处发出的恸哭。
“怎么，难道艾老师也有藏在心灵深处难以告人的痛苦？”我知道这曲子太悲凉了，一个对悲哀没有深刻体验的人，是绝对拉不出这么悲凉的曲调的。
我不想打扰艾老师。我坐在楼梯上，静静地听着。
“人生是悲凉的。至少对我是这样，或许对艾老师也是这样。但也许正是这种悲凉使人生变得更美丽，更有意义，更丰富多彩……”我一边听着二胡的悲凉曲调，一边胡思乱想着。“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呢？我生出来难道就是为了受苦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班上的同学那样过着正常的生活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放学回家后，能吃上妈妈做好的热饭热菜，而不是每天吃学校食堂的大锅饭。为什么当我发高烧时，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床头哪怕抚摩一下我的额头呢？为什么偏偏是我注定要受这些磨难呢？……”
突然，二胡声嘎然而止。我走近艾老师，发现她满脸的泪水，呆呆地坐在那。我吓了一跳，扑到她的怀里问道：“你怎么了？艾老师！”
艾老师紧紧地搂着我，说：“我跟你一样，也是有父母的孤儿。”过了一会，她平静了下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对不起，老师今天像个孩子一样，你不会笑话老师吧？”
“不，不！老师，今天你怎么了？是不是学校里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是谁，我去教训教训他。”
艾老师“腾”地一声笑了。“好一个爱打抱不平的武松。没有人欺负我。你还年轻，有些事你还不懂。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
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艾老师哭。有一次，我走进客厅，看见艾老师双手颤抖着，正在把一件大衣包裹起来准备寄出。我好奇地问艾老师给谁寄这么厚的大衣？她带着哭腔回答我说，是给一位住在北方的朋友。这时，我才发现她的眼睛哭得通红。我问她为什么哭，可她不愿回答我。这一次我非得问个究竟。
“别把我当小孩。”我有点不高兴地说。“其实，我比你想像的懂事得多。”
看我有点生气了，艾老师笑着说：“别生气，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过，你得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艾老师执着我的双手，很严肃地对我说：“今天，我的第三次入党申请又没有被通过。我一时想不通，才……”
“是谁不让你入党的？我觉得你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不光是我这么想，同学们都这么想。如果你入不了党，那么，谁能入党？难道那个狗熊？”“狗熊”是我们给常识课老师熊老师起的花名，熊是个专门捉弄学生的无赖，大家都恨他。
“别这么说。不要说熊老师的坏话。他是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什么？狗熊，不，熊老师是党支部书记？”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些事我也有点不理解，不过，我们现在最好不谈这个。”
过了一会，我在弹钢琴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艾老师，谁教你拉二胡拉得这么好？你拉的曲子叫什么名字？”
艾老师抬起头，看着远处，说：“是我父亲教我拉二胡的。我拉的曲子也是他写的，叫《吴钩月》”。
“你父亲也是音乐家吗？”
“是的，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音乐家。”
“他现在在哪？为什么不跟你住在一起？”
“他在国外。”
“国外哪？法国？德国？”我不知趣地追问道。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好吗？以后我再告诉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能教我拉《吴钩月》吗？”
“不行。”
“为什么？”
“你今天是怎么了？”艾老师有点不高兴了，“快弹你的钢琴。”
我默不作声，再也不敢问什么了。
约一个星期后，我又去艾老师家弹钢琴，但我不跟她说话。终于她跟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教你《吴钩月》，是因为我曾经跟我父亲发过誓，绝不教任何人《吴钩月》。这首曲子是我父亲为纪念我母亲不幸去世而写的，那时我才刚四岁。母亲的死，使我父亲痛不欲生，几乎一个月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一天晚上，一弯新月悬在夜空，父亲抄起二胡，坐在我家门前的湖边上，悠悠地拉起这首《吴钩月》。当我听到那呜咽的琴声，不禁呆住了，泪水顿时就涌了出来。那琴声里流淌出的无边的悲哀，令人五脏俱摧，就连仆人们也不禁痛哭失声。
长大后，我问父亲能否教我这首曲子，他说这首曲子只是他拉给母亲一人听的。不教任何人。我顽固地坚持着，就像现在你要求我教你一样。最后，父亲总算同意了教我，但要我发誓绝不教给任何第三者。”
“对不起，艾老师，我太不懂事了。今后我再不求你教我《吴钩月》了。”我说。
“不，现在我决定了：我教你《吴钩月》，不过，你也得向我保证绝不教给任何第三者。”
“我保证。我发誓。”我高兴得几乎要大喊起来。
就这样，我学会了用二胡拉《吴钩月》。
我和艾老师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我小学毕业。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艾老师。我很想念她。她是我生活中的启蒙导师。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乎十年没拉《吴钩月》，所以忘了开头的部分。
我讲完了我的故事，姑娘仍然看着我问道：“你怎么会和艾老师失去了联系？”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四川的一所音乐专科学校，离北京很远，就这样，我和艾老师失去了联系。我想她现在可能还在北京。”
姑娘一只手支在下巴上，坐在那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像。过了有一刻钟，她还是一句话都不说。最后，我打破了沉默，对她说：“好了，现在轮到你了。”她用刚从梦中惊醒过来的眼神看着我，说：“好吧！不过，不在这，在我家，下星期天。”她给我留下地址，就走了。
姑娘的家很大。
“你和谁一起住这么大的房子？”我问。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我父亲是外交官，现在在非洲工作。我妈和我弟弟也随我爸在非洲。我因为要在音乐学院学习，就留在了意大利。现在这就我和一个菲律宾保姆住。怎么样，想打劫吗？”她笑着问。
我们喝了咖啡以后，她便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三十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带着妻子来到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工作。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一年后，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妈妈。这位中国外交官，也就是我的姥爷，高兴得不得了。但四年后的一天，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姥姥，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了。这不幸的事故几乎使我姥爷发疯。他不想活了，只想和妻子一起死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睡不着，吃不下，无心工作。他形销鹘立，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最后，是女儿的哭声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为了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写了一首二胡曲，取名《吴钩月》。因为我姥姥最喜欢观赏新月，她又是无锡人，那里是古代吴国的领土。每逢新月初上，姥爷总要到他家附近的湖边拉这首《吴钩月》。每当他拉起《吴钩月》，他的灵魂便飞上了挂着新月的夜空，和他的妻子的灵魂会合了。就这样，这首《吴钩月》成了他和妻子神合的桥梁。
许多年过去了，年轻的中国外交官老了。退休后，他寓居伦敦。他的女儿，也就是我妈妈，跟他的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同行结婚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官就是我父亲。我小的时候，和姥爷住在一起。每月，当一弯新月挂在夜空时，姥爷总是要到阳台上拉这首《吴钩月》。我很喜欢这首《吴钩月》，但姥爷不愿意教我。他说，这首曲子只是献给姥姥一个人的。姥爷一天天老了，当他拉《吴钩月》的时候，偶尔地会拉错一两个音符。我有时听出来了，就说：“姥爷，刚才你拉错了！”姥爷说：“胡说八道！我拉了一辈子了，还能错？”我意识到姥爷老了，手耳不灵了。为了不让这首优美的曲子失传，一天，当姥爷拉曲子时，我用父亲的录音机偷偷地录下了这首《吴钩月》。用这样的方法，我学会了用小提琴和钢琴演奏《吴钩月》。
“钢琴？”我喊道。
“对，钢琴。你想像不到用钢琴弹《吴钩月》时，琴声的那种优美。二胡的细腻，钢琴的雄浑，使琴声妙不可言，听起来让人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不过，所有这些姥爷都不知道，我父母也不知道。可惜的是那次我录音时，还差一段没能录完，因为恰好磁带完了。本想下一次再录，可是没想到姥爷突然中风死了。所以，我拉的《吴钩月》缺了一个尾巴。自从父母把我接回到意大利以后，我有好久没再弹《吴钩月》了。那天，在公园里突然听到《吴钩月》和它的完整的结尾时，我惊呆了，于是才有了审问你的那一幕。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姥爷，没有第三个人会拉《吴钩月》。所以，当你回答我说是你自己学的拉《吴钩月》，我认为你是在骗我，一气之下就走了。但第二天我就后悔了：我应该和这个骗子再谈谈，把事情弄清楚。于是我又回到那个公园好几次，但你却失踪了。我绝望了，不知怎么才能找到你。绝望之中，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于是，每星期，我都到那个公园拉《吴钩月》，想用这样的方法钓大鱼。”
“我可不是鱼。”我抗议道。
“我知道。”她笑了。“开个玩笑嘛。”
“玩笑归玩笑，”我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Evelyn。你呢？”
“我叫Ulisse。我的中文名字是：乌立希。”
“可以给我写一下你的中文名字吗？”Evelyn问。说着给我找来了纸和笔。
我工工整整地用中文写下了“乌立希”三个字。
Evelyn端详了一会，说：“完全是另一回事。汉字给人一种形像感。”
Evelyn的故事完了。
“我可以看一下你全家的合影吗？”
Evelyn给我拿来一张旧照片。“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这是我弟弟。”
Evelyn的妈妈长得很像艾老师，但我可以肯定不是同一个人。Evelyn挺像她妈妈，她弟弟更像她爸爸。
那么，艾老师究竟是谁？为什么她会拉《吴钩月》？为什么她讲述的童年那么像Evelyn妈妈的童年？
我和Evelyn经过一番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如下：
1，可能Evelyn的姥爷撒了一个谎。《吴钩月》并不是他写的，而是一首古曲，是别人写的。
2，或者正相反，是艾老师的父亲撒了一个谎。
3，也许艾老师是Evelyn的姥爷的私生女或者养女。
Evelyn认为第一个结论是荒谬的。她说她姥爷是个音乐天才，一生写过很多乐曲，不止《吴钩月》。她姥爷还写过一些爱情歌曲。此外，她姥爷还会作诗，画画，自己烧制陶瓷。而且，她姥爷是那么爱自己的妻子，绝不会把一首别人写的曲子献给爱妻。
我却不同意第二个结论。我认为，一个像艾老师这样有着一颗清澈得就像水晶一样的心的人，绝不可能会有一个撒谎的父亲。而且，撒一个这样的谎有什么意义？
第三个结论呢？Evelyn说这不可能。她姥爷是一个很开放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她和姥爷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姥爷向Evelyn讲述了他的经历，甚至坦白说在妻子死了多年以后，他有过其他情人。“但没有一个像你姥姥那样迷人，那样让我痴狂。”他告诉Evelyn说。
“你姥爷姓什么？”我突然问Evelyn。
“不知道。好像姓孙。”
“你妈妈呢？”
“当然她也姓孙。”
“她名字呢？”
“谁的名字？我妈妈的？好像……我记不起她的中文名字了。因为她现在用的是英文名字。啊，等一等……”
Evelyn跑进一间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看，这是我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不是吗？”Evelyn一边给我看照片一边说。
“是，很漂亮。比你还漂亮。”
“真讨厌！”她在我手上打了一下。
“看，后边有妈妈的签名。”
在照片的后边，写着秀丽的两个小字：“爱民”。
“‘爱民’是什么意思？”Evelyn问我。
“‘爱民’的意思是：‘热爱人民’。”
“这个‘爱’跟艾老师的‘艾’一样吗？”
“不一样。艾老师的姓‘艾’是这样写的，看：艾。发音一样，但意思不一样。不是爱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艾是一种中草药。意大利语叫‘Artemisia’，在中国，人们把它和针刺一起用。所谓的针灸的‘灸’，就是把艾草晒干捣碎作成艾绒熏灼穴位。在古汉语，‘艾’还意味着美丽的少女。此外，‘艾’还用作姓。”
“但你说过艾老师的名字意味着‘热爱中华’，为什么？”
“因为艾老师的名是‘华’，这个‘华’的意思就是中国。艾老师的姓‘艾’的发音跟‘热爱’的‘爱’的发音一样，所以艾老师把她的姓名‘艾华’解释为‘爱华’，即‘热爱中华’。”
“这么复杂。”
“就是。”
“但是‘艾华’，‘爱民’，发音都是‘爱’，挺巧合的。”Evelyn说。
“不，完全不一样。这两个‘ai’不是一个字。还有，一个是姓，而你妈妈的姓却是‘孙’。”
“我知道，可是……”Evelyn还不甘心。我知道她不懂汉语，很难跟她解释清楚。
“你肯定你妈没有兄弟姐妹或表弟表妹？”我问。
“我妈是独生女，这我可以肯定。就算我妈有兄弟或表兄弟，这跟你的艾老师有什么关系？艾老师又不是男的。”
“对，但你妈可能会有表姐妹。”
“当然有。而且不止一个。但她们没有跟姥爷在一起生活过。她们都有自己的父母。”
“那么，艾老师究竟是谁？为什么她的童年那么像你妈妈的童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艾老师会拉《吴钩月》？”
我和Evelyn讨论了半天，最后，还是回到了出发点。
Evelyn说：“这样吧：我写信给我妈，也许她会提供一些有关这个神秘的艾老师的线索。同时，你也写信给你在北京的朋友们，向他们打听一下艾老师的下落。”
“好吧。”
临走前，Evelyn问我可不可以教她二胡，按课时算钱。我说当然可以，但我不想收她的钱。但她说她想认认真真地学，不交钱就学不好。既然她坚持，我也乐得同意。夏天我想去巴黎学法语，正需要钱。她问我一小时得付多少。我说一般我收三万里拉一小时。她说，那好，我付你五万里拉一小时。
就这样，每星期天的早上，我到Evelyn的家教她二胡。Evelyn学得很认真。她的悟性很好。教这样的学生，真是一种享受。
中间休息的时候，她总是向我打听有关中国的事。
“听说从前中国的妇女都被迫裹脚。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野蛮！我实在无法理解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和现在意大利的青年男女在鼻子上，在乳房上，在肚脐上打洞的心理一样。”
“但这不是一回事。不能类比。怎么能让妇女裹脚，使她们成为不能正常走路的半残废。”
“对。你说的有道理。但一个人不能走路总比一个人为了减肥而拒绝进食直至饿死要好一些。”
“那是极少数人。”Evelyn说。
“但他们的心理跟裹脚的心理是一样的。”
Evelyn说我太强词夺理。我说Evelyn太欧洲化了。
又有一次，Evelyn问我：“听说中国人吃狗肉，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是真的。就像意大利人吃牛肉和猪肉一样。”
“不，这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我问。
“因为狗非常聪明，有自己的感情。是人类的好朋友。”
“但你又怎么知道牛和猪就不聪明，就没有自己的感情？我看书上说，猪也是很聪明的动物。有人在自己家里养猪，就像养狗一样。牛也有自己的感情。当他们被屠宰前，他们知道，会流眼泪。”
Evelyn不很相信我的话。我觉得她对中国太无知了。“你应该到中国去看看。”
“为什么我应该到中国去？”
“因为你的血管里流的有一半是中国人的血。因为你现在正在学习中国音乐。”
“我的血管里有一半是中国人的血，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学习中国音乐就一定要到中国去。我可以在这学。”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中国，不了解她的文化，她的历史，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她的音乐。你的二胡演奏水平，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再上不去了。因为差了一个基础。”
“我并不想有一个高水平。我只要会演奏就行了。”她硬邦邦地回答道。
“你要这么想，那么就连中等水平也达不到。”我也有点不高兴了。
“听着，我付钱给你是为了让你教我二胡，不是让你教我该怎么想。”
Evelyn的这句话令我怒不可遏。看她是个女流之辈，我并没有当面跟她发火。我站起来，拂袖而去。
那次争吵令我很难受。我不明白，像Evelyn这样头脑封闭的人，怎么会对二胡感兴趣。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有的人刚有了一点钱，便马上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自那次争吵以后，几乎有三个月没跟Evelyn见面。暑假我先去Rimini的一家舞厅工作，然后又到巴黎学了三个星期的法语。九月份我又回到了家，仍到公园的靠湖边的长椅上拉二胡。金风萧瑟，梧桐叶坠得满地金黄。不时仍有人来好奇地围观，但Evelyn却再也不来了。
一天晚上，秋雨淅淅地下着，我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是Evelyn的声音。
“Ulisse吗？”
“是我。”
“我是Evelyn。你能来一下吗？”
“来哪？”
“我家。”
“什么时候？”
“马上。”
“马上？这么晚了？”
“对。求求你了！”
听声音，她好像在哭。
“你不舒服吗？”
“比不舒服还糟糕。”
“那我叫救护车？”
“不，求求你，马上来。”
我不再犹豫，穿上衣服，骑上我的轻便摩托车，马上赶到Evelyn的家。菲律宾保姆给我开了门。当我进去Evelyn的房间时，看见Evelyn正坐在地板上哭呢。
“出什么事了？”说着，我坐在了她身旁。
“你看。”Evelyn递给我一张照片。
我接过照片，只见上边有一个男人，我认出来是Evelyn的父亲。一个年轻的女人，我认出来是艾老师。在艾老师的怀抱里，有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是Evelyn！从两个大人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只有相爱着的人才会有的幸福的光芒。
“这是艾老师。你怎么找到的？”我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
Evelyn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一切。
夏天，Evelyn去了非洲父母那，把艾老师的故事都告诉了父母。问他们认识不认识艾老师。Evelyn的父亲听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似乎想说些什么。但她妈马上用眼神制止了她父亲。她妈说，不认识任何叫“艾华”的人。至于《吴钩月》，妈妈说可能是姥爷教了某人，这某人又教了别人。用不着奇怪会有外人会拉《吴钩月》。最后，妈妈还说别跟不认识的、像我这样的人来往。别去相信我说的一切。父母的反应，特别是妈妈的反应，在Evelyn的心里留下了疑窦。从非洲回来后，她开始翻检父母的东西。那天晚上，在她父亲的书房里，在一个书架的最高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她找到了几本汉语书。在其中的一本厚书中，她找到了那张照片。一开始，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终于明白照片上的女人不是她的妈妈时，她惊呆了，感到被人欺骗了。
她感到一种无边的孤独，决定给我打电话。
我让Evelyn给我看看夹有照片的那本书。那是一本译成中文的苏联小说，书名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作者是尼克拉依．阿列可斯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j Alekseevic Ostrovskij）。在扉页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人生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一生时，不必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必为碌碌无为而羞惭。这样，在他临死时，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把自己的一生和精力都献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非常熟悉这段话。这是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恰恰是艾老师让我读这本小说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读这本小说时所感到的那种激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中。如今当我重读这段话时，仍能感到当年的那种激动。我不禁沉浸在回忆中。
Evelyn把头埋在我的怀抱中，对我说：“他们都骗我。只有你总是坦率地对我。原谅我对你说的那些话。我真无知。你还生我的气吗？”
“不，不。”我说。Evelyn的话让我感到惭愧。
第二天，Evelyn手提一只行李箱来到我家。“我不想再住在那个家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信赖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可以让我跟你和住吗？我只要一张床就够了。我会付你房租的。好吗？”
就这样，Evelyn住进了我家。我的家很小。有一个带厨房的客厅，一个卧室，一个洗澡间。在我的坚持下，Evelyn总算同意睡在卧室，我则睡在客厅的沙发上。Evelyn马上在一个女子学校找到了教古典舞蹈的工作。此外，她还教一些小提琴私人课。收入也够她维持生活的了。
她给我交一点房租。我很高兴。到哪找一个这样好的同屋去？Evelyn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她说实话。否则，断绝和他们的一切关系。但Evelyn没提那张照片的事。
两个星期后，妈妈给Evelyn回了信。信中叫Evelyn不要轻信流言蜚语。不要和陌生人来往。要集中精力在学习上。总之，全是些老生常谈。Evelyn很生气，把信撕了。
第二天，我有钢琴考试。当我回家时，只见Evelyn正在房间里收拾行李。
“你在干嘛？你想去哪？”
Evelyn并不回答我，只是走近来紧紧地抱着我，勒得我直透不过气来。当我总算从她的怀抱中挣扎出来时，她才若无其事地说：“明天我去北京。”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疯了？就这样去北京？就跟去巴黎或伦敦似的。要知道北京要远得多，需要护照、签证、钱。”
“护照我已经有了。今天一早我就去了中国领事馆，他们马上就给了我签证。然后我又去了一家旅行社，我问他们要一张最快的去北京的机票。他们就给了我明天的。”
“你去北京干什么？”
“干什么？找我的亲生母亲！”
“你的亲生母亲？”
“对，我的亲生母亲，也就是你的艾老师。”
“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你不认识你的亲生母亲啊！”
“我有这张照片。”Evelyn从钱包里掏出那张在她父亲的书房里找到的照片。
“但是地址呢？你没有任何地址。”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你可以给我艾老师教过音乐的那所小学的地址吗？”
“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记不起了。”
Evelyn突然停止了收拾行李，瞪着我看了一会说：“你也开始跟我撒谎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小学母校的地址，你怎么能跟我说你忘了你小学母校的地址？这绝不可能！”
Evelyn说的有道理，我怎么会忘掉决定了我一生命运的小学母校的地址呢？“好吧，我告诉你。你记一下。”
写下地址以后，Evelyn亲了我一下，一双温柔的大眼看着我说：“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说吧。”
“你能借给我一百万里拉吗？”
“可以。”
那天晚上是我作的晚饭。气氛有点悒郁。两个人都不想说话。差几天就是圣诞节了，我甚至都已经买好了送给Evelyn的礼物。那是一个布偶蝎子，是我的属相。“拿着！”我对Evelyn说，“这是我送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带着它，可以保护你。”
“谢谢！”
“不能过了圣诞再走吗？”我问。
“不行！我一定得衷谧摺！盓velyn斩钉截铁地说。
“偏偏在圣诞节的时候扔下我一个人？”
“求你了，别这样。我也不想就这样扔下你一个人在这过圣诞节。但你是一个能体贴他人的人。你应该理解我。如果你是我，也会作同样的选择。再说，我亲生母亲也是你的钢琴启蒙老师，你就不想知道她的消息吗？说到底，不是你建议我去中国的吗？”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能听到Evelyn也在她的床上翻来覆去。她总是这样：任性，冲动。一旦作出决定，谁也无法让她改变主意。我有一种预感，Evelyn一去将不复返。我将再也见不到她。我将永远失去她。今天晚上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将永远失去她！生活为什么这样无常？
窗户里透进来第一缕晨曦。小鸟开始鸣唱。已是早上七点左右。朦胧中，我感到似乎有人正在爬上我的床。是Evelyn。她半裸着，只穿一件白丝袍，美得就像刚洗过的樱桃。Evelyn到这后的第一夜我就梦想着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
“我想跟你作爱！”她说。
“我也想！”我说。
Evelyn的双乳就像两束香蕉，两道优美的反抛物线从乳底划过。两嘟粉红色的乳头骄傲地耸立着，向我的嘴唇挑战。
“我爱你！”Evelyn喃喃着。“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你的坦率。你是唯一的敢对我直言不讳的人。”
Evelyn的小腹柔软得就像一片奶油铺成的草地。穿过草地就是一座长满灌木的小坟丘。坟丘的脚下，隐蔽着那座迷人的仙洞。
我却有一种正在偷别人东西的感觉。Evelyn找到了我的小弟弟，轻轻地把他握在手掌里，正把他引向仙洞。
“不，不！不行！”
“为什么？”Evelyn问。
“因为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并没有对你直言不讳。我撒了谎。”
“对我撒了谎？什么谎？”
“在一件很重要的事上我撒了谎。”
“什么事？”
“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什么？告诉我啊！”
“我害怕。”
“害怕什么？我又不吃你。”Evelyn笑道。
“你能保证吗？如果我说了真话，不管是什么，你都会原谅我吗？”
“那要看是什么。”Evelyn说。
“不，要这样我就不说了。”
“好吧，我保证。”Evelyn穿着睡衣，裹着我的被子，背靠墙坐在我的床上。我找了一把椅子坐在她的对面，开始了我的述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