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2-05-02 19:57:00作者：贝特. 吉尔, 詹尼弗. 张, 撒拉. 帕尔玛(Bates
繁荣的代价
“致富光荣”,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这样告诫他的人民. 为了维护其改革思想, 他还说: “如果你打开窗户换新鲜空气, 就得想到苍蝇也会飞进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艰难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 邓的这两句格言所描绘的前途和指明危险都已经显现得足够明确. 虽然中国日益繁荣, 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环境在恶化 , 成堆的社会问题在冒头: 政治不稳定, 犯罪层出, 社会保险体系在衰退. 中国,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面对着现代性带来的艰难选择:
收益与代价.
但对中国来说， 尤其不幸的是， 其特定的政治， 社会， 和经济制度本身加剧了其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中国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就是说明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例子, 一个将造成巨大影响的例子。 一度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而不屑一顾的艾滋病问题仅仅到不久前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但是， 可能已经太迟：中国正面临着一场规模庞大的传染病. 中国政府将会发现, 战胜这场疾病是多么地艰难。
不断上升的势头
在忽视了数年之后，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6月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参加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时令人震惊地宣布， 中国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这与先前官方统计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2000年， 被统计的病例数仅仅为22，517例。 有人怀疑， 考虑到操作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实际数字应该更高。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估计，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甚至或许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 在中国大陆的22个省中， 已经有7个省出现艾滋病严重泛滥，即将爆发的省有另外9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警告说， 如果继续任其发展， 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将可能高达2000万。
在中国的部分省份中， 艾滋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在中国与种植鸦片的缅甸， 泰国和老挝接壤的南部边境，大范围的静脉吸毒现象曾经是早期艾滋病泛滥的原因。 吸毒， 以及随之而来的艾滋病传播模式， 已经扩展到中国西北部新疆的贩毒路线沿线。 此外， 在中国人口第二大省， 中部省份河南， 已经成为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据一些国际非政府机构的专家称， 河南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经高达120万，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不安全的集中采血系统。 中国和西方的媒体重点报道了河南的“艾滋病村”， 在那里80%的居民已经感染上病毒， 其中60%以上已经成为艾滋病人。
根据卫生部长在联合国的发言，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正在以30%的速度每年递增。更有甚之， 卫生部付部长殷大奎 说， 在2001年的头6个月中， 实际发现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 即便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较低的估计数和年增长幅度计算， 中国到2010年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6百40万， 甚至卫生部张部长也承认， 如果感染率显著增长， 感染人数可能达到1千万。 与此相对照， 美国在近20年前发现发现艾滋病， 目前估计有90万名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 每年报告的新感染病例数为4万。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方法预测， 中国在今后的5到10年也将跻身于世界上艾滋病泛滥最严重的国家。
这场危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该怎样对付它？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昔日的“外国”疾病在今天横扫中国？在很大程度上， 应当归结到中国近年出现的急剧的人口学的和社会学的变迁， 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恶化。 从这一点上看， 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将发展成为既是促使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因素又是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政府不仅不能适应艾滋病传播这个现实， 而且越来越无法对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做出反应到了如此程度， 在转机没有出现之前势必将发展得更加严重。
飘泊中的男孩（和女孩）
在毛泽东的时代，户口制度把人们限制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由于当时采取的食品定量以及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票证分配制度, 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脱户口制度管理. 但是, 在当今的中国, 迁移的自由程度已经极大地增加了. 中国人表达这种自由迁移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词, “流动人口”: 估计有１亿人离开了他们正式的居住地，一般是比较贫困的农村， 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 他们得不到当地居民在住房, 医疗, 和教育方面的政府补贴. 除了这个群体, 还有大约4千万人也参与到这个迁移潮流中来, 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 外出流动寻求生活出路.
这些飘泊不定的人群在今后几年将变成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和中年的男性和妇女构成, 他们正处于性最活跃的年龄阶段. 根据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 流动工的81%处于15-49岁年龄组. 其中一半的人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流动人口本身具有的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 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 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或者是文盲, 不会说普通话, 使卫生工作者对他们开展工作难上加难. 作为没有注册, 没有档案的公民, 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们情愿做被城市居民所鄙薄的低收入的和非法的工作, 往往游离于社会之外. 如果他们卷入法律和财务纠纷而被迫返回故乡或者转移它乡, 他们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走到哪儿, 就会把病毒一路传播到哪儿.
更糟糕的是, 在中国很多地方, 这个群体中的静脉吸毒人数正在上升. 绝望,身居异乡, 在加上经济困难是许多人转向吸毒的原因. 然而, 吸毒并没有局限在这个边缘或者说是远离社会的群体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人可以接触到毒品. 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许多儿童被他们的父母,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惯坏, 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和自由, 而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被孩子们用来尝试毒品. 这对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来说, 又是一个凶兆. 不久前, 静脉吸毒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政府估计大约8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吸毒人员. 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吸毒都是感染的主要途径, 但共用针头模式感染效应极高. 中国政府声称中国目前的吸毒人员共有86万 - 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 – 这一群体将继续成为作用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因素.
求爱的危险
把吸毒群体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重点, 会使公众对高危险群体的认识产生误解.虽然到目前为止吸毒群体仍然构成中国病毒感染者群体的主要部分, 但是造成病毒传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异性恋人口中未经保护的性活动.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 只有不到10%的感染是由异性恋引起的(与同性恋相关的感染比例甚至更小).但是, 在中国15-49岁的7亿多人口中, 公共卫生专家仅仅在异性恋人口中就能毫不犹豫地想象出一个重要的病毒传播群体. 随意的和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正显著增长. 2001年的一项关于性和婚姻的调查显示, 只有27%的年轻调查对象认为首次性行为应当发生在婚后. 与此相对照, 在他们父母一代人中持这中看法的人要占到84%.
中国性产业死灰复燃更让性乱现象越演越烈. 卖淫曾和吸毒一样被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严格的社会规范中被彻底根除了. 然而, 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显示, 像中国文明自身一样久远的性交易, 不仅根本没有消失, 而且正以燎原之势重现. 根据中国警方的估计, 目前中国的妓女大约有4百万.
促使商业性性活动的发展的原因有新有老. 收入差距加大, 部分妇女的贫困,劳动力流动, 消费主义盛行都是原因. 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中国现代生活中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给妇女造成的商品意识. 对许多中国男人来说, 拥有第二个妻子或者说情人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就像拥有汽车和手机一样. 这同不太久之前中国曾普遍存在有钱的男人可以娶一个以上妻子的做法相符合. 此外, 在有些地方, 与生意有关的消遣包括嫖娼已经成了常规. 一项关于个体户的报告指出, 经发现个体户, 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社会阶层中的男性常常被发现传播性病和介入与艾滋病相关的高危险的行为. 与此同时, 新技术传播, 比如手机的发展, 使商业性性工作者得以走出传统的红灯区, 推动商业性性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同时也使规范和预防教育工作更加复杂化.
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在中国由妓女传播的艾滋病正逐步增加. 通过这种传播, 受到感染的嫖客再把他们身上的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或其他的性伙伴, 艾滋病毒就泛滥到了中国或中国以外的总人口(General Population)(或者再回到妓女群体传染上其它未被感染的性工作者).
以东湾(音译, Dongguan)为例. 地处广东省的东湾与香港边界相隔不远, 东湾的性工作者有30万名. 这些妇女, 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和北方省份, 主要为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商人服务.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区, 来自台湾的生意人频繁光顾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 发廊, 按摩室, 和卡拉OK酒吧.
艾滋病毒在中国的另一个传播方式是同性恋性交, 尤其是男性同性恋性交. 有人估计说, 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人数占男性总人口数的5-7%之间.据随着中国变得日益自由,同性恋正更加自由地活动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 直到最近同性恋才被从精神异常病症种类名单上被取消, 而且一些报告说, 各地执法机构已经不再打击中国城市中的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俱乐部.不幸的是, 这种容忍可能有利与艾滋病的传播. 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可以不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 那么, 相关的预防工作和治疗项目可能应当马上抵达这个易感群体.
传统和禁忌
除了大幅度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人们观念中的禁忌也是影响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因素. 就举根深蒂固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来说, 中国最令人吃惊的人口学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每年新出生婴儿人数中的性e差异.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正常值应当在大约105-100之间. 然而, 据泰勒.怀特(Tyrene White, a scholar at Swarthmore College), 中国1995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4, 而1997年竟然发展到120.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集的资料, 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其实并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但仍然是惊人的: 在中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 性别比例是110比100. 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在下一个10年中, 会有1千5百万结婚年龄的中国男人找到女性性伴的机会极少, 还不要说结婚.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加上1孩政策, 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的对男性后代的偏好, 以便传宗接代, 养老和增加收入. 既然B超机可以辨认出他们未出生婴儿的性别, 那么就做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就算是非法也罢. 但是这最终作用到了中国社会的构成上. 那么最终, 新娘短缺就将强化男性对商业性性工作者的需求, 促使男性更多地流动到城市, 增加被拐骗妇女的人数, 增加逼良为娼和“强迫婚姻”的现象.
在中国, 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还让人们很难坦诚和公开地谈论性话题, 使艾滋病预防教育和其他预防措施很难开展. 学校中的性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化,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末多的中国的青少年对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少得可怜. 一项对4千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4%的人理解什么是艾滋病和艾滋病毒, 并知道这种病毒如何传播. 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与病毒携带者共用器皿会导致传染. 对艾滋病毒传播的无知也使人们把这种疾病与耻辱相联系, 这样一来, 就把问题深深地埋到阴影之中. 被感染者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感到被人们疏远, 甚至就连他们的家人也拒绝接纳他们. 更糟糕的是, 甚至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也存在严重的无知, 据披露, 出现过多例医院和诊所拒绝治疗艾滋病人的情况.
公共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 泰国的性产业非常发达, 但他们一直通过教育, 颁布政府规定, 和开展预防项目来阻止艾滋病毒的蔓延. 相反, 在中国, 虽然性观念在中国迅速变迁, 保守主义观念一直是宣传艾滋病知识教育活动的强有力障碍. 举例来说, 在校园里放置安全套销售机的做法和树立宣传安全套促进的广告牌的做法一直受到严厉批评.（待续）
摘自:《国际事务》（Foreign Affairs）,3/4月号
“致富光荣”,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这样告诫他的人民. 为了维护其改革思想, 他还说: “如果你打开窗户换新鲜空气, 就得想到苍蝇也会飞进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艰难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 邓的这两句格言所描绘的前途和指明危险都已经显现得足够明确. 虽然中国日益繁荣, 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环境在恶化 , 成堆的社会问题在冒头: 政治不稳定, 犯罪层出, 社会保险体系在衰退. 中国,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面对着现代性带来的艰难选择:
收益与代价.
但对中国来说， 尤其不幸的是， 其特定的政治， 社会， 和经济制度本身加剧了其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中国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就是说明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例子, 一个将造成巨大影响的例子。 一度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而不屑一顾的艾滋病问题仅仅到不久前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但是， 可能已经太迟：中国正面临着一场规模庞大的传染病. 中国政府将会发现, 战胜这场疾病是多么地艰难。
不断上升的势头
在忽视了数年之后，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6月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参加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时令人震惊地宣布， 中国可能有6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这与先前官方统计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2000年， 被统计的病例数仅仅为22，517例。 有人怀疑， 考虑到操作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实际数字应该更高。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估计，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有100多万，甚至或许相当于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 在中国大陆的22个省中， 已经有7个省出现艾滋病严重泛滥，即将爆发的省有另外9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警告说， 如果继续任其发展， 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将可能高达2000万。
在中国的部分省份中， 艾滋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在中国与种植鸦片的缅甸， 泰国和老挝接壤的南部边境，大范围的静脉吸毒现象曾经是早期艾滋病泛滥的原因。 吸毒， 以及随之而来的艾滋病传播模式， 已经扩展到中国西北部新疆的贩毒路线沿线。 此外， 在中国人口第二大省， 中部省份河南， 已经成为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据一些国际非政府机构的专家称， 河南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已经高达120万，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不安全的集中采血系统。 中国和西方的媒体重点报道了河南的“艾滋病村”， 在那里80%的居民已经感染上病毒， 其中60%以上已经成为艾滋病人。
根据卫生部长在联合国的发言， 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正在以30%的速度每年递增。更有甚之， 卫生部付部长殷大奎 说， 在2001年的头6个月中， 实际发现的新病例比往年增加了67%。 即便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较低的估计数和年增长幅度计算， 中国到2010年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6百40万， 甚至卫生部张部长也承认， 如果感染率显著增长， 感染人数可能达到1千万。 与此相对照， 美国在近20年前发现发现艾滋病， 目前估计有90万名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 每年报告的新感染病例数为4万。即便按照最保守的方法预测， 中国在今后的5到10年也将跻身于世界上艾滋病泛滥最严重的国家。
这场危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该怎样对付它？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昔日的“外国”疾病在今天横扫中国？在很大程度上， 应当归结到中国近年出现的急剧的人口学的和社会学的变迁， 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恶化。 从这一点上看， 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将发展成为既是促使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因素又是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 中国政府不仅不能适应艾滋病传播这个现实， 而且越来越无法对这个公共卫生危机做出反应到了如此程度， 在转机没有出现之前势必将发展得更加严重。
飘泊中的男孩（和女孩）
在毛泽东的时代，户口制度把人们限制在他们居住的城市或者农村地区。由于当时采取的食品定量以及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票证分配制度, 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脱户口制度管理. 但是, 在当今的中国, 迁移的自由程度已经极大地增加了. 中国人表达这种自由迁移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词, “流动人口”: 估计有１亿人离开了他们正式的居住地，一般是比较贫困的农村， 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 他们得不到当地居民在住房, 医疗, 和教育方面的政府补贴. 除了这个群体, 还有大约4千万人也参与到这个迁移潮流中来, 其中大部分为近年来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 外出流动寻求生活出路.
这些飘泊不定的人群在今后几年将变成中国艾滋病毒感染群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和中年的男性和妇女构成, 他们正处于性最活跃的年龄阶段. 根据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 流动工的81%处于15-49岁年龄组. 其中一半的人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流动人口本身具有的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 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 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或者是文盲, 不会说普通话, 使卫生工作者对他们开展工作难上加难. 作为没有注册, 没有档案的公民, 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们情愿做被城市居民所鄙薄的低收入的和非法的工作, 往往游离于社会之外. 如果他们卷入法律和财务纠纷而被迫返回故乡或者转移它乡, 他们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走到哪儿, 就会把病毒一路传播到哪儿.
更糟糕的是, 在中国很多地方, 这个群体中的静脉吸毒人数正在上升. 绝望,身居异乡, 在加上经济困难是许多人转向吸毒的原因. 然而, 吸毒并没有局限在这个边缘或者说是远离社会的群体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人可以接触到毒品. 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许多儿童被他们的父母,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惯坏, 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和自由, 而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被孩子们用来尝试毒品. 这对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来说, 又是一个凶兆. 不久前, 静脉吸毒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政府估计大约8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吸毒人员. 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吸毒都是感染的主要途径, 但共用针头模式感染效应极高. 中国政府声称中国目前的吸毒人员共有86万 - 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 – 这一群体将继续成为作用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因素.
求爱的危险
把吸毒群体作为艾滋病传播的重点, 会使公众对高危险群体的认识产生误解.虽然到目前为止吸毒群体仍然构成中国病毒感染者群体的主要部分, 但是造成病毒传播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异性恋人口中未经保护的性活动.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 只有不到10%的感染是由异性恋引起的(与同性恋相关的感染比例甚至更小).但是, 在中国15-49岁的7亿多人口中, 公共卫生专家仅仅在异性恋人口中就能毫不犹豫地想象出一个重要的病毒传播群体. 随意的和婚前性行为在中国正显著增长. 2001年的一项关于性和婚姻的调查显示, 只有27%的年轻调查对象认为首次性行为应当发生在婚后. 与此相对照, 在他们父母一代人中持这中看法的人要占到84%.
中国性产业死灰复燃更让性乱现象越演越烈. 卖淫曾和吸毒一样被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严格的社会规范中被彻底根除了. 然而, 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显示, 像中国文明自身一样久远的性交易, 不仅根本没有消失, 而且正以燎原之势重现. 根据中国警方的估计, 目前中国的妓女大约有4百万.
促使商业性性活动的发展的原因有新有老. 收入差距加大, 部分妇女的贫困,劳动力流动, 消费主义盛行都是原因. 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中国现代生活中不断增长的消费主义和商品化给妇女造成的商品意识. 对许多中国男人来说, 拥有第二个妻子或者说情人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就像拥有汽车和手机一样. 这同不太久之前中国曾普遍存在有钱的男人可以娶一个以上妻子的做法相符合. 此外, 在有些地方, 与生意有关的消遣包括嫖娼已经成了常规. 一项关于个体户的报告指出, 经发现个体户, 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社会阶层中的男性常常被发现传播性病和介入与艾滋病相关的高危险的行为. 与此同时, 新技术传播, 比如手机的发展, 使商业性性工作者得以走出传统的红灯区, 推动商业性性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同时也使规范和预防教育工作更加复杂化.
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在中国由妓女传播的艾滋病正逐步增加. 通过这种传播, 受到感染的嫖客再把他们身上的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或其他的性伙伴, 艾滋病毒就泛滥到了中国或中国以外的总人口(General Population)(或者再回到妓女群体传染上其它未被感染的性工作者).
以东湾(音译, Dongguan)为例. 地处广东省的东湾与香港边界相隔不远, 东湾的性工作者有30万名. 这些妇女, 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和北方省份, 主要为来往于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商人服务.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区, 来自台湾的生意人频繁光顾提供性服务的夜总会, 发廊, 按摩室, 和卡拉OK酒吧.
艾滋病毒在中国的另一个传播方式是同性恋性交, 尤其是男性同性恋性交. 有人估计说, 中国男性同性恋者人数占男性总人口数的5-7%之间.据随着中国变得日益自由,同性恋正更加自由地活动和更大程度地被容忍. 直到最近同性恋才被从精神异常病症种类名单上被取消, 而且一些报告说, 各地执法机构已经不再打击中国城市中的同性恋酒吧和同性恋俱乐部.不幸的是, 这种容忍可能有利与艾滋病的传播. 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可以不再被迫处于地下状态, 那么, 相关的预防工作和治疗项目可能应当马上抵达这个易感群体.
传统和禁忌
除了大幅度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人们观念中的禁忌也是影响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一个因素. 就举根深蒂固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来说, 中国最令人吃惊的人口学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每年新出生婴儿人数中的性e差异.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正常值应当在大约105-100之间. 然而, 据泰勒.怀特(Tyrene White, a scholar at Swarthmore College), 中国1995年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7.4, 而1997年竟然发展到120.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集的资料, 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其实并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但仍然是惊人的: 在中国15岁以下的人口中, 性别比例是110比100. 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在下一个10年中, 会有1千5百万结婚年龄的中国男人找到女性性伴的机会极少, 还不要说结婚.
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加上1孩政策, 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的对男性后代的偏好, 以便传宗接代, 养老和增加收入. 既然B超机可以辨认出他们未出生婴儿的性别, 那么就做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就算是非法也罢. 但是这最终作用到了中国社会的构成上. 那么最终, 新娘短缺就将强化男性对商业性性工作者的需求, 促使男性更多地流动到城市, 增加被拐骗妇女的人数, 增加逼良为娼和“强迫婚姻”的现象.
在中国, 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还让人们很难坦诚和公开地谈论性话题, 使艾滋病预防教育和其他预防措施很难开展. 学校中的性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化,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末多的中国的青少年对性传播疾病的知识少得可怜. 一项对4千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4%的人理解什么是艾滋病和艾滋病毒, 并知道这种病毒如何传播. 有一半以上的人相信与病毒携带者共用器皿会导致传染. 对艾滋病毒传播的无知也使人们把这种疾病与耻辱相联系, 这样一来, 就把问题深深地埋到阴影之中. 被感染者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感到被人们疏远, 甚至就连他们的家人也拒绝接纳他们. 更糟糕的是, 甚至中国的公共卫生部门也存在严重的无知, 据披露, 出现过多例医院和诊所拒绝治疗艾滋病人的情况.
公共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 泰国的性产业非常发达, 但他们一直通过教育, 颁布政府规定, 和开展预防项目来阻止艾滋病毒的蔓延. 相反, 在中国, 虽然性观念在中国迅速变迁, 保守主义观念一直是宣传艾滋病知识教育活动的强有力障碍. 举例来说, 在校园里放置安全套销售机的做法和树立宣传安全套促进的广告牌的做法一直受到严厉批评.（待续）
摘自:《国际事务》（Foreign Affairs）,3/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