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美国先后制定了两部涉及知情权的重要法律：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根据这两部法律，除了明确列举的几项例外，政府掌握的所有文件、记录，在申请人要求时，都必须公开；实行委员会制的行政机关举行会议必须事先通告，并允许公众列席和取得会议资料。这两部“政府公开法”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仿效。
在我国，知情权的概念通常用于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知情权自然延伸到各种事务上。近年来，我国政府帮助公民实现知情权的例子并不少见。像１９９９年６月５日我国开始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周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５日全国４２个城市发布空气质量日报，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４７个重点城市发布空气质量预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化的历程，体现了我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得以重视。
我国政府已建立了面向国内社会和公众的政府发言人制度（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承担），不定期向整个社会公布某一方面的政府事务， 并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通过新闻媒介作出回答或者解释。此外，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许多部门纷纷实行了政府上网工程，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因特网自由地了解和查询自己所关心的政府信息。
知情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是防止腐败的良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光明磊落，接受公众检查监督。当然，在任何国家里，为公共利益的缘故总有需要保密的时候。但历史经验表明，保密越多的政府腐败也越多，越是透明的政府越是清廉。
知情权也是公民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公民的知情权还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现实的法律支撑，还没有被确认为公民的实在权利。对于一些行政机关来说，似乎还是一种单方面的“恩赐”行为而不是法定的义务和责任。信息公开也不被认为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分内之责，而成了政府的一种权力。一些国家机关动辄自行设定保密事项，把一些可以公开甚至应当公开的内容也列入了“保密”的范围。
我国已加入ＷＴＯ，ＷＴＯ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两大要求，一是公开性原则，一是透明度原则。我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应尽早、尽快地在法律的规范下运作。有识之士认为，一部完善的关于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可以使保密的范围被清楚地界定，国家利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将受到严格保护，而任何可以公开的事项都不会被蒙上黑幕；如果政府拒绝人们查阅，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将其告上法庭，政府在诉讼中必须令人信服地说明该文件是应当保密的，而不是由原告来证明它应当被公开；而政府机构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程序以及所有足以影响公民权利的文件都必须公开发布、出版、上网，公众可以便捷地得到，等等。
让公众了解社会真相，有助于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摘自人民法院报） 2002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