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万人与530亿元的关系是:公司每裁掉一个人，费用为7.8万元，而公司平均的消耗是每人每年3万元，因此减员增效达38亿元。
裁员并不像马富才说得这样轻松简单──一个月之后，中国目前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的部分工人──在得到平均每人7.8万元“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费 用后，开始了持续近一个月的上访。
马富才曾经自嘲说:“在世界500强中，中国石油集团也得了个第一──就是人员第一。”裁员问题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直接的痛处。
大庆是一个特殊城市，石油产业一柱擎天。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陈岩(化名)说，大庆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在于，一般城市中一个企业的好坏对城市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在大庆则不同──大庆是资源型经济，石油、石化、地方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90.3∶5.2∶4.5。与西部油田相比，大庆油田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西部油田现在正是上产阶段，工作量呈上升趋势;而大庆油田处于逐步减产期，今后的趋势是每年减产150万吨。
大庆是一个因石油而存在的城市，也许有一天它的毁灭也是因石油。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庆石油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府问题，它关系的不仅仅是大庆一个城市。
大庆工人上访并非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偶然。
油和城
在大庆寻找“市中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寻找油田的象征物“磕头机”(抽油机)，却是简单的事情。
大庆不是一个外向型城市。一位在大庆市委工作的先生向记者描述他初到大庆时的情景:“你总有一种到了郊区的感觉，认为前面不远就进市里了，可是直到 你出了大庆，还是觉得是在郊区。”从理论上讲，大庆属于矿区型城市──哪里有油，哪里就有生产，就在哪里发展住宅，商业和服务业随之形成。所以随处可见的磕头机才是大庆真正的中心。
有人形容大庆的区与区之间“如同天上的星星与星星之间，中间隔着寥廓的天空和辽阔的荒原”。人也是这样。记者在大庆停留叁天，见到的最大人群是一支30人的秧歌队，而大多数情况下，街道上看不到行人和自行车。负责大庆现代化研究课题的一位政府官员说，大庆人口规模不够，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处于过剩状态。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陈岩的同学觉得大庆不像中国，像加拿大。
大庆不像中国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它缺少一些中国城市进入市场经济后表现出的急功近利:象征大庆精神的铁人广场去年才建好;城市的建筑物大都四五层高，没有现代大都市的高楼夹峙。远望小区是一个特例，这片骤然凸起的楼群成了大庆的制高点。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油而荣。与计划经济联系紧密的油田带给大庆规律性的城市安排，使大庆像磕头机一样有规律地摇摆。龙南是让胡路区的商业中心，同其他商业中心区一样，这里商家高高挂起二叁层楼高的巨幅牌匾，方方正正的牌匾之间没有高低错落，让人联想起大庆四四方方的楼房和横在半空的大粗管子──大庆是一个缺乏技术性的城市。3月29日中午，记者在此经过，排列在路边的歌厅广告牌一律是四五米高的人像，整个商业区没有促销活动，只有一饭店播放着抒情歌曲。而到了晚上6点左右，这里已经一片萧条。
大庆的规律性总让人恍然置身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其实在大庆，也不断有人试图打破这种规律性。经六街的出现算是一个反例。哈尔滨的赵悦形容经六街，“好像到了香港的红灯区──旅馆的灯箱、霓虹灯、巨幅的夜总会招牌交相辉映”。经六街现已转向衰败，但大庆人至今仍未忘怀这个新生事物。另一个是传言投资数亿元的巨大建筑龙宫，当年它曾是大庆最大的水上娱乐场所，后因涉嫌
赌博而被黑龙江省执法机关查封。此后虽屡次转变功能，但回天乏术，成为一堆水泥垃圾。
将大庆与时代拉近的东西只在近两年才多起来。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场所。新玛特休闲广场很有代表性──在大庆，新玛特是时尚和现代购物的惟一记号。2001年10月成立时，这座四层楼的黄色建筑让大庆人耳目一新，感受到了购物、休闲、餐饮集于一体的现代智能服务。
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引人关注，它是惟一依托石油石化产业基础建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在大庆，石油起着绝对的控制作用。教育、通信、供水、交通、购物等很多行业都是石油管理局下属的企业，而并非由市政府管理。
大庆有两个竞争激烈的电信公司，一个是管理局的油田通信公司，另一个是中国电信公司。大庆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通常就是两家公司一边一个。而在大庆打电话有个术语:“抢拨”──由5字头的油田电话拨6字头的市政电话时，需要反复拨打多次，才能打通“抢到线”，反过来也一样。据说曾有一段时间，这两家电话很难互相打通，于是很多人家干脆设了两部电话。
对于大庆来说，让胡路区和萨尔图区是石油管理局和市政府各自的天下。用大庆老百姓的话说，在萨尔图区的居民脑袋比较活络，因为他们更多需要自己谋生;而让胡路区的则是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有油田养活。
强大与脆弱
虽然不再靠油田养活了，大庆龙新小区的童玉(化名)的一天依然从早上6:00开始，7:30准时上班──这个从油田会战延续至今的时间，使大庆成为全国上班最早的城市。而中午11点休息，晚5点下班的时间表也周而复始地主宰着很多大庆 人。
童玉“买断”工龄后又被原单位返聘，但需要7:30上班的天数不断减少，原来按计划分配下来的活愈来愈少。工作变化带来生活上的改变:原来上班前抹脸的 “友谊雪花膏”被她扔在一边，“现在啥心情都没了”;而最不愿进商店的她现在却要频频光顾，单位发的东西愈来愈少了。
变化始自1998年前后。原来每年的2000元奖金和年节日的500元生活补助都没 了──原来单位分的东西小到水果蔬菜大到地板块、毛毯，“吃不完用不尽”，童玉为此买了两个冰箱。现在冰箱成了碗架柜，两个阳台也空空如也。
199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了大庆人的小康生活:职工平均工资 列全国22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第10位，是黑龙江省的第一位;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列第19位，在黑龙江省排第一位。大庆的福利保障曾令人羡慕，因而被称为“中国东北的挪威”。童玉一家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进去时惟一的装潢是自己铺了大理石地面，其余的单位建房时都弄好了。80年代中后期这样的一套房子每月只需象征性地交3.45元，而童玉在龙新小区的房价按市场价算要20多万元，童玉一家叁口1999年入住时自己只交了4万多元钱，其余的由单位出。
童玉的生活是这个200万人口的城市的一个缩影。大庆有近30万的油田职工， 还有80万人为职工家属，无论从住房到采暖，从医疗到教育，他们曾享受过大多数中国人享受不到的生活。大庆人因油田而生的强大在90年代几乎达到极致:
童玉记得那时她到哈尔滨道外南马路给单位上货，她是惟一从来不欠钱的。在哈尔滨的亲属单位效益不好，童玉供他们吃了叁年的猪肉。在哈尔滨的高档商场里，有时哈尔滨人没有大庆人多。在大庆市区主干道铺筑了水泥路面，哈尔滨则全是柏油马路，因为铺不起。在大庆，一个二级单位的小头头去海南出差，也是一路“大奔”的气势。后来省里限制轿车数量，很多人就都买尼桑、丰田一类的轿货车，轿货车成为大庆的另一景观。童玉的亲属在龙新小区所属的物业公司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每年账面资金流动也得几十个亿”。
以这样优厚的待遇为背景，大庆造就了不同的人群:一个是“家属”们──大 庆是移民城市，从全国招工，很多“媳妇”只是在家照顾丈夫生活起居，这些不工作挣钱的“家属”人数相当庞大。另一个是陪读人群，在陪读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之前，大庆就有一批家长“陪读”。童玉的外甥女今年上高二，女孩的妈妈每天晚上都去陪读，看着孩子学习，照顾她的生活。童玉听说，就在妹妹住的那个公寓里，陪读的人就有300人左右。
有人形容大庆人:“不患贫，患不均。”但长期规律性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稳 定很快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打破，大庆人被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大庆人最早体验“下岗”的是市政系统的人(大庆人称市政府为“市政”)，而管理局系统的人有“下岗”意识则整整晚了10年，以中国为坐标，大多数大庆人的“下岗”意识晚10到15年。
童玉在大集体的建材公司上班，2000年年底，大庆油田的全民制单位买断结束。大庆出现了大量的“买断职工”，有人最多拿到了18万元，一般也能达到10万左右。新的人群的出现使一部分大集体职工心有些慌，变化让他们意识到多年的稳定已经开始动摇，他们甚至等不及再多看看情势发展，就在2001年跑到北京告状，最终如愿拿到了大集体职工不能享有的买断权利。
大庆市的买断人数(官方说法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被估算为8万人左右，他们在大庆掀起了买股票热、买出租车热和租柜台热。不过长时间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思维使大多数人毫无收获。
童玉因为被返聘心理落差还不大，但是她发现要适应现在的生活并不容易:“ 以前说话都理直气壮的，咱是主人，现在成了打工的，没什么意思了。”地位变了，工作性质也变了，“以前是计划直接下来，你们的活儿是干不完的干，现在让自己找市场，市场太有限了。”童玉于是开始怀念最初在大庆奋斗的日子:“我 们就穿着用劳动布做的大匝趟棉袄棉裤，一线工人经常一身泥一身油的。那时候
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