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高效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着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导演、编剧和原小说作者张平，都没想到故事片《生死抉择》会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８月中旬以后，随便打开报纸或上一个网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题目：
反腐力作《生死抉择》热映不衰
影片《生死抉择》在各地激起共鸣
《生死抉择》在沪票房已超过１２００万元，创近年上海电影票房新纪录
《生死抉择》在成都、重庆、郑州、苏州、无锡的票房收入均超过一般中影引进大片。
《生死抉择》全国票房突破２５００万
宁夏党政领导及亲属观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广东首映，领导干部要携配偶观看
《生死抉择》来自张平的小说《抉择》，为什么如此轰动，张平只说了一句：很简单，写了把百姓放在心坎上，不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好干部。
搞腐败人的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两年前的一天，山西作家张平和大导演谢铁骊接到一个恐怖电话，要叫他们吃枪子。这是第二十几个这样的电话了。谢只得动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叫太原警察荷枪实弹保护电影《天网》拍摄现场。
张平采写《天网》时，曾多次问主人公、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这么写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他们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他们敢！量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刘似乎看穿了他的同事下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威胁恐吓从没断过，而且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刚一被免，他们就立刻组织了２４１名县市级干部把张平告到了丰台法院。
这大出张平意料：“他们真敢干，真敢说，胆子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在法庭上有一个副检察长居然振振有词质问：‘我儿子只强奸两三次，你怎么就说八九次？而且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而是我老婆的办公室。这纯粹是对我一家人的诬蔑。’”
张平沉不住气了，他告我那个晚上一分钟也没睡。他觉得特别孤独，群众这时在哪儿？没有一个说句安慰话。
法院的人也私下说你肯定要输，再怎么也不能侮辱人格……
“我的情绪是怎么找回来的，是群众，是新闻记者。所有报纸一边倒支持我。
“晚上，我一个人在北京一个小饭馆吃饭，一个女老板看了我半天，问我是不是被告的作家张平。我说是。她一会儿端了两盘菜，说你这个作家我认定了。以后你就在我这儿吃饭，一分钱不要。
“临汾地区有５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的黑衣服上满是汗渍，一见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２元、５元……共５００块钱。”
全国各地声援张平的信，１５００人以上签名的有４封，５００多人签名的有１２封。
官司正打时，《天网》电影开拍，谢铁骊说他不管什么官司不官司，这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权利。拍摄现场附近的农民自发当演员，说张平写得太好了，写的就是他们村，他们村的支书就这么坏……
回想写作初衷，张平对记者说，在全国许多地方，无职无权的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他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因为２００元钱被打成反革命。从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上访了１５００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一次次“拦轿”告状，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收容。当官的特别反感他，说这个人特别坏。张平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跟他谈了两天两夜，谈的过程中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３０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因而他对张平充满了感激。有一次他跑了整整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
过了几年，张平重访故地，打听老人，得知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特别难受，哭了好长时间。这老先生把３０多年４０多本日记给我，那么信任我，而我瞻前顾后，没有写出来。”
回想这一切，张平当被告的惶惑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输了也没什么。
千奇百怪掠夺国有资产的手法
《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写农民的。张平原以为天底下只有农民苦，而工人因为剪刀差，应该比农民强多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穷，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
写完《天网》后，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惨烈的故事：山西某山区一个转业军人被推选为护林员。这是个能发财的岗位，以前的护林员与恶霸沆瀣一气，盗伐国家林木。而转业军人恪守职责，严禁乱砍乱伐，断了当地恶霸的财路。当地的“四虎”纠集一帮地痞把他暴打一顿，下手很狠，他肠子都流出来了，没人管他，没人送他去医院，干部也都不见踪影。转业军人在老山前线负过伤，是爬着回来的，这次他又爬向深山，把老式步枪取出来，又爬回村里，把那四虎射杀三个。他后来也因伤重而死。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小说，叫《凶犯》，导演于本正看了非常冲动，想拍成电影，建议我把背景改到工厂，‘工人小偷小摸，郊区的农民哄抢工厂，与工人发生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和导演采访了山西几十个工厂，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管理、市场、资金、经营策略、农民骚扰等，都不是根本，最大的事是腐败。
“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少数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越是被糟蹋的不成样的工厂的工人，越是自觉保护工厂的财产。这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自发站在厂门口，检查路人偷没偷东西，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工厂再破，也是他们的活路和依靠。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
“工人们看到导演作家来了热情得不得了。说你们怎么现在才下来？谁知我们的苦？
“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捡菜叶，有些工人自杀，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在《抉择》原型的一个大纺织厂里，工人们包括一位老红军都没法拿到应得的，工人们有病只能捱着。一个工人得了肝癌，筹到去医院看病的巨额数字的医药费对他来说是上天揽月，他只能躺在小平房里吃止痛片。疼的时候趴在床上，用手抠墙，一块墙砖就这样被抠去了三分之二。”这个细节，使张平和导演都木立在那，张下决心写“工业题材”，也就是《抉择》。
４０多天的采访，张平认为他发现了工人们穷困潦倒的根源。你看那千奇百怪的掠夺手法：一个工厂需要沙子，设有许多过秤点，过秤员与运货的都串通好了，这里过完秤，沙子不卸，再开到那里去过秤，周而复始，一车沙子能卖出１８车沙子的钱。国家资金就像沙子倒进筛子，一下就流完了。发现了也查不下去，靠山后面有靠山，当事人顶多赔点钱了事。
有的故事真是惊心动魄：外部盗匪与内部管事的勾结一起，胆大妄为，把保安打死，枪抢走，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我采访工厂时根本不与厂领导打招呼，厂里要是知道了，招待得特别厉害，酒海肉山，你根本没法接触到实情。工人们自发地保护我，跟秘密工作一样，他们用暗号联系，今天让我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组织得很好。
他们就想让上面，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是谁让这个国企乃至成千上万个国企垮掉了。”
可怕的升官之路
腐败分子会把改革葬送，会把中国人民美好生活葬送。张平对记者说，一些工人农民对改革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对改革有怨言，因而他不能保持沉默，要告诉人们正在发生什么，他不希望工人对改革丧失热情。
“在那个作为原型的大纺织厂里，那位老红军能拿到４００元钱就很高兴，他一家人就靠这点钱过活。但他还让我劝工人不要闹，要相信党和国家。另一方面，靠着工厂发了财的所谓党的干部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 没办法，我跟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惟一的办法就是私有化。’他们占了那么多的财产，急需‘合法化’。这些干部对党一点不信任。”
这个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头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气数将尽。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D２０世纪末的中国土老板欺压起工人来，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还要厉害。
大厂破产了，１０个亿的资金不知下落，最后不了了之。
张平内心很沉重，虽然他的样子很绵善，但他是一看见有人受苦，国家被骗就义愤填膺的那种人。原来他对农村很熟悉，父亲是建筑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后，带全家回到山西农村老家，那时他５岁。但当他了解了工厂和工人后，内心的震荡更大。他说，在这片西部古老土地上，人们谋富求福，自古华山一条路：当官。有些地方一个厂长为了当官，能把工厂卖光送完，升了局长或县官后，管十几个厂子，能在更大范围里贪、送。当他做了更大的官，这十几个厂子也就奄奄一息了。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
民工掉进野蛮的“狼窝”
这些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张平走了北方数省，看了一个又一个工厂。
“你看山西××县暖气片厂的产品行销全国，紧挨着的国家大暖气片厂垮了，而这个私人厂子却欣欣向荣。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民工们都是骗去的，一进厂就失去自由。不准写信、打电话、外出。说是一个月３００块钱，从来不给，工人们要工资，厂主就让保镖打，打死过一个，伤过许多。工人从来没有节假日惶炖妥鳎保?个小时。８０多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夜里翻身要集体翻，上厕所回来就再也找不到空地了。
“事情传出来了，记者们去采访差点被扣挨打。我一听气愤得不得了，坚决要去那里采访，人们苦劝不行，于是，县领导派人保护，叮嘱别带照相机，别记录，别与工人聊。说你要是跟工人说话了，那个工人可能就被整死。
“厂主和打手们虎视眈眈，看哪个工人敢跟我们说话。我感到脊背发寒。回来后，与记者们周密策划，终于把这件事曝了出来，在山西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这个工厂被关停，凶手被抓，民工被解救出来回到故乡。”
张平走在山西的腹地，看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说许多事跟工业文明根本连不上，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大暴露。他目睹的晋南大械斗给他的震动很大。晋南那块地方私窑很多，窑主们经常你争我夺。两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民工械斗，两方窑主挑动２０００多四川民工和２０００多安徽民工互相打斗，刀光斧影，死伤严重。公安干警去了１５００多人，抓了七八个民工。但窑主们上上下下走动，有关方面暗箱操作，个别真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平平常说话很温和，但他确实愤怒了，在省政协会上发言道：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了一个世纪，现在有些人又被拽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野蛮时代。这不是什么工匠意识或是工人权益保护不当的问题，纯粹是狼窝。我们的政府应该保护善和人性，清除这样的恶势力。
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人们说，张平成了“第二投诉中心”。
张平对记者说，他经常早上一起来，就看到门外有人坐着。这还是文联门房给他挡了，要不然人更多。
一位作者是这样描述张平：“我们正在聊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远处徘徊。一会儿走了过来，看看我们这群人，问谁是张平。张平回答后，那个农民扑通就跪下了，说他是清水县的，找了很长时间… …”
张平心很软，爱激动，这就使他总被受苦受难的人包围。
一个转业军人，膝盖骨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打断。一个农民的女儿主动嫁给他，根据政策户口变成了城里的，在城里找了工作。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要跟转业军人离婚。丈夫不干，女的就让公安局的一些人把丈夫抓起来，吊到梁上打，并且强判离婚。原来这女的情夫是公安局的。
转业军人找到张平，结结巴巴（折磨刺激使他成了结巴）哭诉。张平找市政府、公安局、残协……最后案子翻过来了，有关方面赔了转业军人６万块钱。这可怜的人去年送了一面锦旗给张平，上面写道，“扶持正义，铲除邪恶”。
临汾地区有一个老妇被女婿赶了出来，因为女儿不是亲生的，她就挨打受气，住在一个狗棚里。老太太打官司竟被判输（用张平的话，现在法院真敢判）。她找领导、“拦轿”……没用，人家推搡她：滚滚滚……她没办法了，不知道找谁。乡亲们指点她，去找作家张平。
她找到了张平，脸黑黑脏脏的，是泪水和尘埃在太阳底下晒出的那种印痕。张平说，真上访假上访一看就知道，就看有没有这种痕迹。
他让她住在家，让妻子给她做饭。他把她的事给跑成了。
长治一个职工被通知下岗，当晚就携着女儿带着礼物去厂长家说好话。厂长却诬陷职工擅闯民宅，行凶闹事。让公安局把他抓了起来，判了３年刑。一家人没了依靠，生活艰难。找到张平后，经奔走，职工被平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职工出狱后，一家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不要赔偿了，我们只要在一起……
１９９８年山西×城，一个农民企业家建了一个炼焦厂，辛辛苦苦干到一定规模，一个地头蛇拿了张白条找来，称厂长欠他２００万元钱，让法院查封，炼出的一万多吨焦炭全部拉走，二百多工人失业。
这等于恶霸和法院沆瀣一气，把这个工厂活抢了。
农民企业家哭着找到张平，看着工人们流离失所的惨状，他自知无力回天，但也不能不管。找到×城地委书记诉说（他对记者自嘲：说来可笑，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空怀满腔热血，只能每每去求官），这个案子终于翻了过来，但恶霸们逍遥法外，农民损失的焦炭和财物只能自认倒霉。
“这片大地上，人们为什么常含泪？”他有时候想麻痹自己，眼不见为净。写些风雅的、现代派的东西了事，但他的家人、朋友、同学、各种关系大多来自底层，他们随便的拷问就使他的想法垮掉。 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小学同学对他说，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去看看在煤窑、铁矿里的像狗一样的打工崽；看看那些在最原始的车间作坊里每天连续工作十好几个小时、从来也没有过星期天的农家妹；看看那些有病熬着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医院的你们常说的“父老乡亲”……即使不住下来，
腰也弯不下来的硬座火车也行，挤一次我们乡下人屡屡被劫被抢的长途客车也行。只需一次就够了。在这片土地上，善恶总在搏斗，那么激烈，张平总是不期然被牵扯进去。
１９９７年，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找到他，说一位市委干部的小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轧断腿，司机不停车，拖挂着小女孩狂奔。许多人看见了呼喊，小女孩也撕心裂肺地哭叫：疼死了，疼死了！这个司机伸头看了看，倒了三次车，把小女孩活活轧死。
路上行人很多，人证很多，但那个凶残的司机跟公安局有关系，被判过失杀人，只赔一万块钱一年刑。
那女孩子妈的头发一夜全白，这是张平亲眼目睹一个人的头发那么快地变白。民怨沸腾，一位女记者牵头，山西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群众联名，呼吁严惩凶手，延安出来的老作家马烽、西戎也在上面签了名。
有关部门憷了，加判了两年，多赔了两万块钱。这与那司机应受的惩罚相去甚远。但老百姓、作家、记者还能有什么办法？
“案子判了后，那个女记者非拉我去喝酒，她一反常态地要了一瓶高梁白，咕咚咚把一整瓶酒倒进了两个杯子里，说咱俩一人一半。她举杯就喝，一杯酒还没喝完，就醉了。她痛哭流涕地痛骂：他们那么蔑视法律、民意，那么看不起公正，指鹿为马，说黑为白！没有一点怜悯心……
“我把这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记者架回家。这时才感受到一个中国记者对恶的痛恨。”
他们是恶潮中的中流砥柱
１０年采访不堪回首，那里面有许多正义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希望也总是在前方如引着人们，就像张平在《生死抉择》首映后说的：“‘光明的尾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你到基层走走，会发现许多党的干部在埋头苦干，他们是腐败恶潮中的中流砥柱，是污泥中的兰花，是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我们不能希望太多，只希望党内健康力量能起到作用。”
张平声音低了下来，颇有感情地结束了他不多见的激情表述。
他的反腐创作就是受这种党内好干部的启发而开始的，１０年来他一直琢磨怎样褒扬和保护这种健康力量。
他最近采访了一个刚直不阿，但境地较危的省纪检干部。这人见过那么多的不平事，简直就是一部党内的反腐史。他对张平说：“１９９４年在××，我介入一个４０００万元的死案，当事人突然自杀。我了解到，他死前，有人跟他说，你必须死，你死了你家人我养活……当事人就在规定的地点和时间跳楼，但没摔死，骨折，断骨刺进肝里。他本来完全能活下来，可是一个检察院干部和一个公安局干部把他抬出厂门用了３０分钟，送医院又用了２０分钟（那个小城很少堵车，驾车绕市区一圈也用不了２０分钟）抢救又用了４０分钟。结果生生看着他死了。个别领导让给他定个畏罪自杀，结案了事。４０００万元的国家财产就这样无影无踪了。你去查谁？似乎毫无办法。但我不依不饶，坚决要把这件事查到底……”
纪检干部对张平说，这种事他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说他也受贿，看着张平的惊奇，他说他吸人家的烟，吃人家悄悄送到家的东西，在那个环境中他没办法。但是给他送钱他坚决不要，这是一个分水岭。有人最多一次给他送去１０万元。他就给行贿者算账：“我现在是副厅级干部，我住的房子１５０多平方米，值个３０万。从现在到死，还能拿２０多年的工资，也有４０多万，国家给我配了一辆车，十几万，司机的工资……我拿这２００多万元换你１０万元值不值？”
在夜色深沉的这个城市角落，他似乎在对张平交代后事：“我做了４０多年的检察工作，光这几年亲手送进监狱的就有２０００多人，但现在他们全出来了，有些人官比我还大。他们现在通过白道黑道整我。我现在把什么都跟你说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是豁出去了，非跟那些贪官干到底！”
事情不至于如此惨烈绝望，张平已经把有关情况向上反映。
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
张平确实几乎用一种悲壮的情怀跟那些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交往。
“××市委副书记，我观察他五六年了，真是焦裕禄式好干部！”
这位副书记山西师大哲学系毕业，先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到××市任职。终于有了一块地方施展自己的改革抱负，他计划几年内把××市建成文明、发达的小城市。他分管城建，清廉刚正，把许多人的这条发财路子彻底堵死，因而不断得罪地方势力，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知道很危险，不让老婆孩子来这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说“就是要看看真正的马列主义能不能在这里实行。”
他刚来时，市长６０岁，书记５７岁，于是他认为他的全面改革试验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换了三届也没把他扶正。
盘根错节的官们想尽办法整他。有一次铺路，上面下令１０月１日必须通车，但有个别部门卡他，不供应他物资。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弄来一车石料，半夜又让一个市委副书记弄到自己家盖房子了。他急得骂那个看石料的工人，你用地上的水照照你那个样子。
结果省报发文，说有的干部让工人喝地上的脏水……《工人日报》的同仁看了这篇文章后恨得要死，一定要给这个侮辱工人的干部曝曝光。他们的记者来到××市，向工人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们给他们讲了书记的种种事迹，把记者感动得哭了起来。
为什么这时候攻击他，因为省里正在考察他，准备提为下一届的市委书记。
地方势力串通起来，结果他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市沸腾起来，上万人上街表示对他的爱戴……几位江湖气很浓的企业家，给他送来一麻袋钱，说别人都在跑官买官，咱也去送。他们也希望这个城市有大发展，政祥民和，各种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曾经有人想“要他一条腿”，结果让这些“地方好汉”保护下来。
一位记者要把看到的一切写内参向上反映。他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写。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 ──上一次为了反映这个市的老市委副秘书长自杀，市委书记的情妇被提拔为市委秘书长，市长的情妇被提为市府秘书长等问题，他躲在一个工人家里写内参，市里一班人得到消息后到处找他。他因去看望一个老板熟人，被市领导们打探到，一班人都来到老板的饭店。在密室里，市委书记扑通给记者跪下……记者心软了。与此同时，一辆装满东西的三菱吉普下乡来到记者老家，第二天老父也被从乡下接到市里劝儿子；第三天地委书记一行人到省城请他的领导吃饭……内参只好停发。
这次这位记者学聪明了，把稿子连夜写出来，马上用传真机直接发出。第三天就登出来了。这份内参写道：这个市委副书记干了６年，与工人打成一片，泥一把汗一把，至今住在办公室里，在大食堂吃饭……为什么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落选了？
中央领导作了批示，副书记得以继续工作。
上级把他平调到临汾市任副书记。消息传出，××市的百姓不干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市委大院包围起来不让他走。这些工人、退休职工、街道居民自发在市委门口守了两天两夜。
“××市人民如丧考妣，纷纷到省里请愿。”张平说：“我去采访时，看到１４个环卫工人挤在省城的一个小客栈里，在地上躺了一大排……工人们觉得一个好书记走了，就跟塌了天一样。”但他必须走，组织部门规定上任有最后期限，如果不报到就做自动放弃处理。他的秘书跑到外面求百姓，书记肚子疼得受不了，要送医院抢救。工人们心软了，放开一条路。这时工人们看到他们的书记真的要走，就全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哭道：我们不能选你，我们也留不住你，我们说话没人听……
他是个硬汉子，这时也哭得不能行。
车子直接开到临汾，老百姓得到消息后，自发迎接，标语上写道： “临汾人民有福气，×× 来了个好书记。”
“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皮沙发上聊着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张平眼睛红红地说。
他即将把这几个好干部的经历写成书，相信又将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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