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目标仍然是目标

先讲几个我所知道的与"六四"多多少少有些关联的小故事：

十三年前的六月四日早晨，北京。"平暴"的硝烟尚未散尽，在北师大附近，一车军人缓缓驶过，恐惧之感尚未压倒愤怒之情的市民拥上，怒骂"屠夫"、"刽子手"，但一名学生从驾驶室中探出头来，向市民高喊："不要骂了，他们拒绝执行开枪命令，并向学生缴出了枪枝！"市民改而冲上前去，与士兵热烈握手，我亲眼看到一些唇间刚长出绒毛般胡须的士兵眼中噙满了泪水······

事后，我曾把这一幕描述给同事听，无人相信，当我出示当时拍的照片后，同事们唏嘘赞叹，但又都为这些士兵后来的命运捏一把汗······

"六四"事件后第二天，遇到一位当时在中共高层机关工作的朋友，他是东北人，性格开朗、粗犷，个子将近一米九，研究生毕业，在那个十分要害的机关工作了三、四年，"六四"屠城那个晚上，他曾亲眼目睹学生、市民被杀，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这个大个子竟像个小孩子，泣不成声······

我至今难以忘怀这个东北大汉当时脸上的表情，也一直在琢磨他后来的仕途发展究竟如何······

我有一个曾共事两年的女同事，其丈夫是八十年代在中国颇为有名的学者方觉，他曾参加过民主墙时代的民间刊物、学生竞选等活动，但后来与运动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分道扬镳，甚至有人说他已被当局"招安"。我曾经采访过他，谈起与他有分歧的一派，他一脸不屑。"六四"枪声一响，据说他一度颇为消沉。但后来又听说他弃学从政了，还当了级别很高的官。世纪之交，这位从政颇为成功的前学者突然公开接受境内境外传媒的采访，冒险痛陈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为此不仅丢了官，还丢了自由······

最后一个故事涉及"六四"前曾经在中国理论界引起大争论的"新权威主义"学说的主要鼓吹者吴稼祥。当时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要实现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披荆斩棘的"新权威"人物，而非过早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八九学潮"发生前，我去过他家，在讲明采访来意之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中共一个非常核心的机构的不小的官员。当时，我感到我似乎搞懂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学说。

但不久，学潮开始，听说他曾介入，戒严令宣布后，他还提出了支持学运的辞职信，"六四"枪响后，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出狱后，他曾经"下"过一段时间的"海"，但据说经商并不是太成功；再后来，他出国修学，论述颇多，其中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他从"新权威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主张民主的"联邦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六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十三年过去了，虽然"六四"话题在多数中国人的口头上已不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在他们的心头上，却是一个永远隐隐作痛的伤口。"六四"又是一个分水岭，许多人的成熟、转变、颓废、振作可能都与它有关，即使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六四"也在许多良心未泯的官员和军人心中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

然而，经历过"六四"事件之后十三年来的种种人事沧桑，有些人因目睹"六四"话题的冷热兴衰进而怀疑那场八九学潮所追求的民主目标，还有人则从质疑海外民运人物的道德操守进而否定民主运动本身，这使得民主专制谁优谁劣这个似乎已不再需要论证的问题，在今天又变成了一个并非庸人自扰的问题。

记得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制度是除了专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其实，邱吉尔的这句话在中文中有几种译法，但我却偏爱这个像绕口令的译句。

其实，说白了，邱吉尔的意思就是：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好。

但这种概括似乎又没有充分地表达出邱吉尔想表达的意思。其实，邱吉尔想强调的不是"好"，而是"不好"：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不好"，但在找到"完美无缺的"制度之前（能否找到亦颇成疑问），人类也只能"两害相权择其轻"。

邱吉尔本人生活在民主社会之中，出入于议会内阁之间，深知这个制度的缺陷，故有此言；但他又同时目睹红色苏联之崛起，身历两大阵营之对抗，熟谙民主专制的利弊，故有此比。

的确，民主制度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也经常出错，但民主制度中的定期选举、三权分立等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纠错机制"，它与专制制度的权力不受制约、小错往往演化成大灾等固有症状相比，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两种民主，两种自由

但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洁明快、黑白分明。

"六四"事件后的这些年，虽然中共当局对学生闹事、异见人士组党全力防堵和镇压，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逐渐汹涌的工潮、农潮以及法轮功习练者的抗议之潮，因为这些请愿、示威、静坐、围攻等活动并非打着什么"争自由"、"要民主"的旗号，而是与具体的"吃饭"问题有关，不好一概冠之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海外势力操纵"等名义加以镇压。

但奇怪的是，面对这些下层人士的抗议活动，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应却颇为冷淡，态度也很是矛盾。

与此无关但也相关的是，知识圈也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对"新自由派"大论战。

纵观"六四"之后十三年来海内外华人知识界的几场大争论，这场"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论战最为让人眼花缭乱，云山雾罩：两派都自称只有自己才领悟民主"真传"，都攻击对方不了解民主 "真谛"； 某些"新自由派"人士尽力把"新左派"与中国政坛上过气的"老左派"或"保守派"扯上关系；而 "新左派"则认为不应让"新自由派"垄断"自由"这个字眼儿，声称自己才是西方左右分野中的"自由派"（左派），而对方其实才是学理意义上的"保守派"（右派）。

然而，如果拨开这些让人耳昏眼花的"名词大战"的硝烟，这些学者谈论的问题倒的确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真实问题，也与学运退潮、工运农运涨潮的时局相呼应，而非文人的一时意气之争。

例如，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六四"以后中国社会愈拉愈大的贫富差距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这场争论甚至引起了西方传媒的注意。美国著名报章《纽约时报》在今年5月4日发表署名文章分析说，这些中国学者是在以专业术语为保护面纱争论涉及中国政治现状的问题，并指出，"新自由派"强调经济效率和国家少干预，而"新左派"则强调经济平等和社会保障网。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河东"、"河西"的大易位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六四"前后"左派"、"右派"的变化上。

"六四"前，一般来说，人们通常把"老左派"与"专政派"划等号，把"老右派"与"民主派"相提并论；但"六四"后，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这种联系发生了某种错位：某些"新右派"学者已经成为包括朱镕基总理在内的中共高官的顾问，甚至赞成政府的专制议程，反而倒是"新左派"重新捡起了"六四"镇压后被许多知识分子放弃的民主话题。

当然，这场争论中两派阵容的光谱要比《纽约时报》的这种概括复杂得多。与"六四"前的左右之争相比，这次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更淡、学术性更强、探讨问题更深，也许对中国向民主的转型更有启示意义。

例如，与"六四"前中国知识界只是笼统、抽象地地谈论"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儿不同，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话说，这场争论已经开始区分、辩论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和两种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民主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但至少对付他们谈论的"病症"之一：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比较见效的药方仍然还是民主制度中的税收调节法。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左翼党派能在政治上发挥有效影响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贫富差距，往往要比那些右翼专制国家的贫富差距小。

看来，只有当民主目标不再是知识精英的孤独追求，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有良心的中国军人和中共高层官员的共识时，只有当民主运动不再是海外某些明星人物赖以"吃饭"的手段，而成为中国国内大多数人为改善"吃饭问题"而参与的运动时，中国的民主才会有希望。

民主：中国大河的归宿

再回到这个杂谈系列首篇开场白引用的中国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句俗话说的大概是：张三（或李四、或王二麻子）三十年前住在河东，三十年后，由于河水改道，他竟然住在河西了。

这句看似不经意的大白话，却蕴含着饱经沧桑、欲说还休、索性以浅道深、以淡话浓的意味。

然而，不管河水如何改道，改道的速度如何加快，河水最终还是要流向大海。与此同理，不管中国的政治发展如何曲折，不管在这个曲折过程中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历史定位如何，民主都是中国这条大河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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