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忠心感谢你们年复一年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纪念那些在十三年前倒在中共机枪和坦克下的同胞们。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依然沉重无比。每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那压抑在意识底层的“痛不欲生”的感觉就会骤然而起。
明天6月2日，是我儿子的生日；如果他还活着，他已到了而立之年。那么，他今天也许就跻身于你们的行列中，因为他生前曾向我表示，等到在国内大学毕业，就会去国外深造。当然，他也或许会留在国内，继续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我深信他对民主理念的执着。
在今年的“六四”周年，令我感到无比沉重和难以忘怀的，还有这样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而且，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家庭和亲人，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些家庭里走出来的。这十三年来，他们的亲人因此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艰辛。程仁兴的父亲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已于95年离开人世，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也曾多次悬梁自尽，幸被家人及时救下。戴金平遇难后，戴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他乡靠出卖苦力打工谋生，结果又无缘无故被歹徒打死，现在戴家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倍受疾病折磨的老母了。周家自儿子死后，两位老人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也只是勉强维持着残生。我常常想，要是他们的儿子不死，这三个家庭怎能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呢！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终结，历史的伤口也没有弥合。
这十多年来，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海内外许多朋友的理解和帮助。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从93年开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从未停止过。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学生在关心和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你们之中哪一位的具体姓名。
最后，请朋友们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再次谢谢大家。
丁子霖 (签字) 20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