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六四，谈工潮： 官逼民反

座谈会由澳洲老资格的民运人士、民阵总部理事秦晋先生主持。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方圆先生，前民联总部监事金江先生、中国工党中央监委潘国强先生等民运人士和澳洲一些著名的作家、著名的画家、著名的记者、著名的专业人士，著名的艺术家和电影明星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人们最关心的是最近在中国大陆频频爆发的工潮。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先生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方圆先生说，从今年开春以来，北至大庆辽阳，南到广州海口，东至上海南京，西到贵阳克拉玛依，中部的武汉长沙，地处心脏的北京天津，全国二十几个城市都出现了工人示威。

方圆先生说，这些示威活动，全是自发的。如果说有人发动，那末这个发动者不是别人，正是江泽民阁下。因为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核心，已经不再代表中国的工人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的垄断寡头集团的利益。现在中共所推行的政策，是抽瘦补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空前残酷的剥削政策。工人们停产的停产，下岗的下岗，盲流的盲流，除了起来抗争，已经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官逼民反。

很多朋友谈到他们回国的所见所闻。一些朋友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物质极度匮乏，有钱买不到东西。现在是物质空前丰富，但是没有钱买东西。一位朋友向方圆先生提问，希望方圆先生解释这些现象后面掩藏的原因。

方圆先生回答，改革开放前，中共推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制度。大锅饭制度严重地伤害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说，严重地伤害了生产效率。这是物质匮乏的根本原因。每当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中共不去看市场是否需要，一律放松银根，造成经济虚热。到了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同样，中共也不去看市场是否需要，大肆收缩银根，造成市场恐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供不应求”经济危机。

方圆先生说，改革开放后，中共推行的是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计件计时，按劳取酬，但又缺乏保障的制度。这种制度刺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加上市场经济所开发的市场潜力，是今天物质丰富的原因。生产效率提高后，产生了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就是下岗的问题。而市场经济的推行，又使当年那些盲人骑瞎马，凭主观热情瞎指挥所产生的不符合市场需要的企业无法生存下去，工人不得不走上社会。能生存下去的企业，也必须遵从市场规律进行产业重组和优化。重组或优化的结果，必然使一批工人停产，失业，或是“买断工龄”。社会转型的损失，大部分转嫁到工人身上。

方圆先生指出，由于分配不公，社会公正受到侵害，有钱人占人口比例太小，有消费能力，但无法拉动社会消费。工人没有钱，农民钱不多，他们虽占人口比例很大，能拉动社会消费，但无消费能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造成整个社会消费力低下，也就是以市场萧条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方圆先生说，现在的澳洲和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福利劳动制度。福利劳动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福利劳动制度是把人当成人，而雇用劳动制度把人当成工具。福利劳动制度把人当成人，就会考虑人的需要，就会注重人的尊严，就会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雇用劳动制度把人当成工具，需要的时候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必须滚蛋，你怎么活下去，你能不能活下去，那时你自己的事情。

方圆先生说，今天工人们抗争的目的，并不是如同有人恶意歪曲的那样--恢复大锅饭制度。觉醒的工人们并不欣赏那个让他们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普遍贫困的大锅饭制度。今天工人们所争取的，是自己的尊严不再受践踏，是自己的生存得到保障。今天工人们所争取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领导阶级”特权，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实实在在的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也就是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得以确保的基本人权。

朋友们讨论，十三年前的八九民运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在走上坡路，社会转型刚在开始，还未伤害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如果八九民运发生在今天，可能结果大不一样。因为今天中国虚假繁荣，已经遮盖不住经济下滑的趋势。工人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伤害，入世后，中国垄断寡头将与国际垄断集团共享利润，农民的利益，将如同今天的工人一样，受到严重伤害。当年沉默的工人，今天无法保持沉默。到了那时，农民还会保持沉默吗？工人，农民，不愿依附权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联合，将开创一个八九民运的烈士们所争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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