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匹夫有责型中国人每每提起，无不痛心疾首，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体制和中国人自身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是积极的，但他们在寻找原因上没有新视角，所开的处方往往局限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成药”。一般不外乎“体制彻底改革”、“舆论开禁”等。也有一些人重新拣起五四时期的牙慧，归咎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本身。
“腐败到处都有”这个事实，并不能为中国开脱，更不能成为中国不必太操心这些问题的借口。这无疑是对的。但人们在开“西药”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根据一些统计，在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既有非民主国家，也有地道的西式民主国家。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中，腐败和道德问题都相对很轻。这些事实说明，腐败与体制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体制改革不能看作是根治腐败的“神药”。所谓“制度性腐败”，“只能是愈反腐败，腐败愈演愈烈”等观点，不过是对这一问题的表层理解。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气话”或“时髦话语”也就罢了。
笔者认为，道德和腐败问题的严重化是20多年来“一手软”的结果。这个“软”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急功近利与对西方误解
一、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纵观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许多问题都是由这个急功近利所造成的。由于急功近利，产生了“一手软”的问题，而且已经到了非常软的程度。这个“软”字在几乎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在政府行为上，为官一任，造楼一方，对许多地方官员是表现业绩的最好方式。而教育投资却一直少有“大手笔”出现，虽然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整体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都遥遥落后，但总是有比教育更重要的项目需要优先考虑。在学术上，文科基金的匮乏，人文学科被边缘化，以致取消人文院士，都是这个“软”走到极端的表现。
从个人看，自80年代初开始，不正之风刮起，伦理道德逐渐低沉，是非观念开始模糊。记得当时一位年长教授用“老实可靠”一词褒扬一个学生时，马上被该学生纠正，“老师，我可是不老实！”。从此，世风日下，以致邓小平也非常沉痛地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下，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的上升是没有基础的。教育投入不达到“先进水平”，人文社科不被平等对待，道德在金钱面前无法“昂首挺胸“，怎么可能不是“瘸腿”的畸形发展？
二、对西方文明的误解。“软”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西方文明的错误理解之后果。许多人深信，西方的富强和西人素质高主要是科技发达的结果，只要科技发达了，就富强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也有不少人认为，腐败等问题是因为请进了“赛先生”，却把“德先生”拒之门外。这类观点是出于对西方的片面理解，仍然是“五四”水平的理解。
狭义地讲，“德先生”是一种选择官员的方法，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是异曲同工，不宜无限夸大其功用。西方大国把“德先生”请上花轿，并竭力做广告，其目的是明白无误的，中国人应该“洋为中用”，但没有必要去做轿夫。而中国所不顾一切“拿来”的似乎也不是“赛先生”的精髓－－科学精神，不过是“赛先生”的四肢－－科技。科学与科技的不同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
同时，西方科技的“护航者”－－以基督教为主干的伦理道德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中国学界所熟悉的韦伯多年前就论证，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而且得到了多数西方学者的认同。但在中国，人们几乎对这个“护航者”视而不见，似乎除了科技，西方只有两样东西：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
人文教育至关重要
三、“德网”的失落。中国近20年来的伦理道德低靡早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有，这里无法展开讨论。需要强调的是，道德之低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们在看到了法制重要的同时，忘记了伦理道德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法律是事后诸格亮，而道德是防患于未然。孔子早就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此不赘。如果可以把法律和道德比作两张网的话，法网所针对的不过是几条大鱼，而德网所拦阻的对象是所有的鱼。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如果对这类小穴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即使用粗如手臂的钢筋加固这个堤坝，坍塌还是难免的。最多也不过是形存实亡。
《左传》说，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对照中国的现实，这一古训尤其发人深思。伦理道德的重建或强化已经不能再拖延了，所以“德治”的提出是及时的。但多数人在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却没有能够把“德”的概念明确化，“治”的措施清晰化。“讲德” 还没有新鲜的语言，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内容。虽然不时听到一些落实德治的例子，但针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治”必须精心计划，强力实施才会奏效。不然，无异于找到了病，而没有明显见效的药。重建“德网” 如同教育一样，需要下大力气，却是一个不能希望可以马上见效的工程。这是中国许多“在其位”的人清楚其必要性，却不愿真正投入的根本原因之一。
公正的法律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抑制腐败无疑是重要的，但要想根治腐败就要从道德的深度入手，人人讲道德，从娃娃做起，在开始阶段甚至需要一定强度的机制。道德重建首先需要对伦理道德的功用有正确的理解，对人文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去年的一个访谈中曾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技术起到了一个导向和支撑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价值判断的话，自然科学技术不一定是第一生产力，它完全可能是第一破坏力，完全可能祸害人类。”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尤其是“在其位”之人深思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