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猜谜的最大谜面当然是，江泽民会否保留──进而保留哪个──最高职位？这方面众说纷纭，且不断有新版本出现，在此不赘。
仅次于此，但也有直接相关的问题是，被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今后能掌握多少实权？而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提法经常是：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江泽民大管家曾庆红，在这次权力洗牌中能争取到哪些职权？此外，胡曾将来的关系朝甚么方向发展变化？、是一主一辅地共享权力，还是渐行渐远后一方淡出，抑或势不两立最终决一雌雄？
曾庆红位不高而权重
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是不寻常的。因为胡锦涛与曾庆红两人本不是处于权力网的同一个层面上。胡在定位王储的政治局常委位子上已经两届十年，而曾庆红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只有一届五年，何况中间出现多次机会，他终无法转正。足见阻力之大。(如果细析这些阻力，也应分辨哪些来自他个人的因素，哪些来自他与江泽民的紧密关系及作为上海帮二号人物的因素)。
但有意思的是，不管对曾这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评论家还总是把他跟具有正统第一接班人地位的胡相提并论，很少人觉得这不匹配。关键是曾十几年来，位虽不高而权甚重，他对江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人。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曾对江的“边际价值”大于江对曾的“边际价值”，即江对曾的需要程度超过曾对江的需要程度。这当然跟曾的背景有关。
曾庆红是中共前内务部长曾山之子，母亲邓六金是为数不多的长征女干部，当过华东保育院院长，当年保育之人，早已开校散叶，大多继承父辈成党国楝梁。而邓六金后来更任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的这一家庭出身，使他较早地了解了非圈内少数人外绝难听闻的中共高层政治情况，自然更布下了今后可以使用的人际网络关系。曾后来成为“太子辈”的重要实力人物，也源于此。在江泽民被临危授命化装入京当名义上党的第一把手时，最缺的资源之一就是曾庆红几乎先天拥有的。
起步较迟涉入政坛晚
不过，话说回来，曾庆红本人早期对这些资源作政治上的开发利用，看来并不有力，至少并不有效(甚至有人提出，他以前不热衷于跟其他高干子弟多所交往)。明白本人的政治生命也不算早熟，与同侪比，他的政治资历远不深厚。他二十四岁从并非名牌学校的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此后在解放军部队及第七机械部的科室当个技术员。七十年代初还到广东、湖南的生产基地下放劳动。七三年未回七机部。其后才先后到北市国防办、计委办公厅、能源办、石油部外事局、海洋石油总公司等任职。官衔最高未超过副局级。
当他一九八四年从藉藉无名的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任上调往上海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比他年轻两岁多的吴邦国(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却早在两年前即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获选为中共候补委员。而时任市委秘书长的黄菊两年后才把这个职位传给曾庆红，而黄菊一九八七年当上中央候补委员时，曾仍与中央的职位沾不上边。即便在市委组织部，后来当曾庆红副手的赵启正(现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也曾经在一九八二年当选过中共十二大代表，当时赵还只是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的副厂长。
当然党内资历也并不真正代表一切。尽管吴邦国和黄菊早已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四年先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比曾庆红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要早，目前政治局成员中有多人比吴、黄的资历更深，在中央工作的时间更久，但今天各方提到能与胡锦涛交下手的人还是非曾庆红莫属。
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从政的比较
政治实力上的这种“位低势高，后发先至”现象，其实值得作一探究。
高干子弟在文革后特别改革开放后热心从政而有公认政绩的人比例极少。这跟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目睹或亲历中国政治的反复无常及残酷无情有关。他们可能较早地从红墙内侧，从政治大戏台的帷幕后面，窥见了一幕不足与外人道的戏中戏，他们相对不容易被炫目的政治戏装所迷惑，为花哨的唱词所感动，因而大多不会像平民出身的干部那样真心实意脚踏实地投入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谓政治。何况他们的父辈也多不让下一代纯靠政治吃饭。君不见，绝大多数高干子弟念的都是理工科，鲜有学文科政治的。看来那些无产阶级政治家最不屑的恐怕就是中共自己的那种政治。尤其是商业大潮卷起后，更少人愿意专吃政治饭，更不用说有人沾上铜臭血腥或钱财官司，已没脸再回政坛了。
相反，那些对中国政治内情不甚了了的普通家庭背景的子弟，如果家族里有幸未受过甚么政治冲击，可能反而热衷政治，不少人学生时代就孜孜以求政治方面的上进发展，把各级党组织发出的每一句号召当作真理。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也比较头脑简单而易服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对某些人一点都不痛苦，因为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没机会被安装到强大的国家机器上。他们被切断历史，封锁信息，因而目不斜视，勇往直前，决意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其实政治上的效益──成本比较高。其中有些智商不低又遇上“伯乐”的人，就更容易做出上级和群众所要的“政绩”来，从此选入某个梯队，出人头地。这些人数量上大大超过高干子弟，可供选择的其他出路又比后者少，因而在党内资历的累积上会起步早，时间长、耐性足。但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他们政治潜力的发挥则远不如高干子弟那样，有力和迅速，旦出了问题，则防御力和存活率会低得多。
在上海进入政界
曾庆红真正从政是到上海工作之后才开始的。其时，由于邓小平、陈云等大佬已有每年来上海过年度假并接见上海领导班子的习惯，由此曾庆红也提高了他在中央最高层面前的曝光率和能见度。
不过，曾庆红毕竟在上海算是以“空降部队”的方式起头的，与那些长年在当地工作的干部比，欠缺地利人和。而与吴邦国、黄菊最初时比，在党内职务上的差距，至今还存在着。当然十六大上，如果如多数人所预料的，曾庆红跳跃式进入政治局常委，形成一个新的权力平台后，原先的格局就被打破，且不说吴邦国，黄菊未必都进常委，即使进入，其势能也不如曾庆红。倘如是，曾庆红在必要时会联合上海帮的新常委与胡锦涛交手。
与胡锦涛相比的优势和劣势
与胡锦涛相比，曾庆红在正统性地位及人缘方面显然处于劣势，近年来他一直被认为是大内总管，深不可测，难以接近的角色。而胡锦涛则被看作是诚恳、谦虚有亲和力的人物。
这两人的思想个性差异是很明显的。试举一例。去年胡锦涛访问欧洲，有法轮功人士跟随示威抗议。在被海外记者问到对法轮功的看法时，胡一脸认真地说：“我真想出去对这些人做思想工作，跟他们说，你们都受人家骗了，多可怜啊。可是这里负责保安的人出于安全的理由，不让我出去。”看到电视镜头里胡锦涛那样的神态和表情，实在不容人怀疑他的真诚。这就是胡锦涛。这是他最强项和最弱项的综合表现。
但是如果换了是曾庆红，如果他还有八十年代时一半的城府和世故，就不会对海外记者说这几句话。实际上，几年来海外媒体几乎就没有录到过曾庆红对敏感问题看法的完整的话。人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比较评说胡、曾两人，而上面一段，是最简单明了的一种比较。
至于两人将来的关系，由于各自有上述特点，就可能出现各种前景，从取长补短“相忍为国”到明争暗斗一较短长，现在都不能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