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信用危机，从党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新闻媒体到日常的工商活动和人际交往，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相信了。如果你因相信而遭致损失伤害，人们往往不是去抨击骗子，而是嘲笑被骗者太傻。
比方说，文革结束以后，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法治”。然而首先不把法律当作一回事的恰恰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且不说小的个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文革后的二十年改革很多事情都是违反当时宪法的。也许这些改革的举措是对的，但与违宪造成的损害相比，我认为再大的经济利益都无法补偿。所以当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搞了个全国产业复兴法，因违宪在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还是被最高法院裁决中止。 “一国两制”实质上也是违宪的事，在一个国家里，哪有宪法管不到的地方，而香港和澳门，就可以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外，如果宪法都不为其所接受，那么它的回归的真实性就得打个大大折扣了。
现在党和政府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似乎也缺乏诚意。或者本来就是言不由衷，或者只希望下面老百姓去做自己并不准备身体力行。比如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尽管我至今仍真心崇拜毛泽东，但我也承认毛的确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在批评毛的错误时，似乎不是为了吸取教训，使后人不再犯毛那个时代类似的错误，而只是简单地想把毛搞臭而己。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时代那些好的东西，如党风和社会风气，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现在都丢得干干净净了，而毛时代和毛本人身上被我们党（包括党的正式文件）否定的东西，如家长制、个人崇拜等却被后来的领导人当作传家宝继承下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批判华国锋时，有一个把柄就是华到处题词搞个人崇拜。如果你这是真心诚意反对通过到处题词来搞个人崇拜，那么后来的领导人就不应该继续这么做了。然而华国锋下台才几天，邓小平似乎就忘记了华国锋的这一缺点，更无论后来的江泽民了。连这么一些小小的事情都做不到，人们怎么会相信你的诚意呢？所以尽管后来喊反腐败喊得那么凶，特别是江总书记从九二年起几乎连年都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几乎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但却不但没取得一丝正面的效果，而且每反对一种什么倾向，这种倾向就更加严重起来。比如手机问题，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问题了吧，江总在中纪委全会上讲过后，手机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加了。这就是不诚信的恶果，你提倡的东西，别人甚至从反面来实行，结果似乎不但没有坏处而且还得了好处。那么谁还会相信你的诚意呢。
再比如，我们批评当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作法，现在媒体上却又在宣传“三个代表 ”理论时沿用了这种做法。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更有甚者，下面一些大权在握的干部把“三个代表”当作了打人的棍子，当作了排除异己的工具。这决不是虚妄之言。湖南某煤矿一个工会主席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宗旨，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自觉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受曾经工作过的所有单位的广大职工群众的高度好评。他不但口碑好，历次的民主评议他的优秀票都一倍甚至数倍于其他领导，就是这样一个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以自己模范行为为党树形象的深受群众爱戴的干部，却因在改革过程中代表职工群众讲话（也仅仅是在职工代表团组长会议上讲话），得罪了上级行政主要领导，被该领导抓住他在学习“三个代表”思想总结评议会上的总结中只字未提“三个代表”的把柄，不顾刚刚颁布的新工会法的有关规定，将其非法罢免了。我想，这绝不是江总所期望的结果。但对这种情况的容忍，不能不使群众对上面提出的口号产生怀疑。难道几十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不符合“三个代表”，倒是胡长清之流那些口头上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行动上却另搞一套的人成了“三个代表”的模范执行者了？这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我想诚信，首先必须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言行一致，心里想的和嘴里讲的不一样，嘴里讲的和行动上做的不一样，昨天的言行与今天的言行又不一样，诚信又从何谈起呢？
相比而言，倒是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做得好一点。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放初期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工人中开展了扫盲活动，我父亲那时就是个文盲，每天都到职工夜校上扫盲班，有时缺课老师还直接到工棚里来补课，很快我的父亲就摘了文盲帽。像这样的事还多的是。所以有首歌里唱道“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歌词里，那么多东西不写，就写了“说得到做得到”，因为这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就是诚信的力量。想当年，取缔妓院，禁赌，禁毒剿匪，那件事不是说到做到呢？也许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能取信于民吧。
前些日子，看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心中暗暗庆幸那时把几代匪患彻底剿光了，要放在现在恐怕又只能喊喊口号了。确实，现在太缺乏信用了，这不能怪老百姓太刁了，只能怪党和政府放空炮、讲大话的日子太多了。
要建立社会信用，提倡诚实信用的公共道德，党和政府首先必须取信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