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数众多的内外矛盾当中，以台独、藏独、疆独等代表的分裂势力的壮大，可谓北京最为棘手的处理难题。毫无疑问，虽然陈水扁提出的“一边一国”论似乎反应不佳，在国际社会回旋空间狭窄，但面对中华民国不依赖北京而独立存在的政治经济力量，尤其是赢得西方国家普遍好评的民主自由体制，造成北京虽然可以用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中原则”来反制台独，但却没有真正可以促统的有效手段。
与台湾相比较，西藏、新疆则是在北京有效的统治范围内，任何独立势力随时可以遭到镇压，但无可否认，在达赖流亡政府的外援，以及疆独力量的煽风点火之下，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势力非但没有消声匿迹，相反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日益扩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大有在地下蔓延的趋势，北京如果不加以重视，对其民族政策不做深刻的反省，消弭分裂势力尤其是恐怖主义势力存在的温床，那么，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引爆下，中国大陆的分裂危机并非是天方夜谭。
当然，平心而论，同苏联时代史达林的民族政策相比较，中共的民族政策尚属温和。仅以西藏来说，今年是所谓西藏“和平解放”五十一周年的纪念年，北京在西藏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也加速开放西藏的门户，来抵销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的影响力，在中共历举的政绩中，有这样几条：五十一年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和财政补贴达五百六十九亿元人民币；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在二○○一年达到一百三十八亿元，比1951年增长35倍；西藏人口从五十年代的一百万人发展到今天的二百六十二万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全体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在保护宗教文化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累计拨款三亿多元，维修了四百多座文物古迹和宗教活动场所，目前又计画投资三点三亿元，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进行维修。
尽管如此，西藏独立的隐患仍然远远没有消除。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指控北京蓄意破坏西藏传统宗教文化，没有诚意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西藏内部的僧侣精英，甚至年轻一代，也不满北京操控一切政治权益，将无神论凌驾在达赖班禅的精神领导之上。面临这种情况，北京不能迷信现代化发展能够解决西藏的一切问题，因为全球化的划一性发展，正好激励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定位认同，再加上西藏宗教传统与北京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就会使西藏民众把现代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误解为民族压迫，使西藏的离心力更大；同时，如果北京只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强调历史上西藏属于中国，而不是向西藏民众表明在统一的中国下西藏今天和明天的美好前景，那西藏民众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们难以从内心深处认同北京的“大一统”观念，而把它视为是历史上封建大一统观念的延续，缺乏民主自由和公民自决的现代精神；此外，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然后北京强调重视少数民族，但汉人永远是第一把手，藏族干部只能做副手，就会使藏族民众认为自己矮人一等，无法确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也怀疑北京的“援藏政策”是“项庄舞剑”、“黄鼠狼给鸡拜年”，最终是扼杀西藏的宗教文化，把藏人变成汉人附庸。
由上所述，北京在西藏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再加上强硬的政治军事控制，都不能完全“征服”藏民的人心，何况台湾长期独立于北京的统治，在经济上尤其是民主政治上取得远优于北京的成就，难道北京的文攻武吓、以商围政、大一统宣传就能获取收复台湾的成效？可见，面临台独、藏独乃至疆独的挑战，北京必须反躬自省，放下鸭霸心态，坚持经济开放，推动政体改革，以平等友善之心与达赖、台湾执政当局展开谈判，争取民心民意对中国统一的认同与支持，因为毕竟大部份的全球华人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更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陷入内部战争的万劫不复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