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8月30日报道， 杜导斌自叙，“我就业并居住在湖北中部一座小城市里，像所有中国公民一样，纳各种该纳和不该纳的税。除了写写稿并投向境内、境外报纸、杂志以换两小钱改善与较低工资对应的较低生活水准，没有参与过什么境外政党。除了不得不参加“三个代表”学习，没有其它正规的政治活动。
“我忠实于我的国家，政治荣誉清白是我恪守的、不屑于与任何利益交易的底线。是的，我不忠诚于ccp(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仅不忠诚，而且坚决反对，强烈反对ccp的一系列歪理邪说．．．如“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红色资本家’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反革命罪”、“网络上的不同政见是不良信息”、“反对ccp就是阴谋颠覆国家”、“与台湾香港有联系就是里通外国”、“一零四岁老农妇高高兴兴缴纳公粮提留款”等等--我反对ccp，但绝不可能背叛祖国。
他说，“这样子的一介平民、一个持不同见解的和平居民，为什么连基本的通讯自由都要遭到限制和没收？”。
根据“民主论坛”提供的消息，他的近作“中共的全面褪色”一文，可能是他的通讯自由遭封杀的原因。撰文而不能发表，“伊媚儿”管道遭封闭，其实等于封他的笔--比剑更厉害的笔。
杜导斌在该文中指出，这些年，共产主义学说不得不在不断的后退与修正中求生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后退的开端。
他写道，建特区是后退的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居然长出资本主义，与马恩列斯之旨已经背道而驰。邓小平犹不肯罢休，又说：特区政策一定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证明是好的，更没必要变。邓小平同志在此说的其实是个半头话，后面还有半截子被他咽回去了。
“我且代他说完：资本主义既然被证明是好的，社会主义何必又要坚持？全国都可以学特区的模式。”他继而指出，第三步退得最大：承认市场经济，承认私有经济合法，进一步从道义上摧毁了“大同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宣告终于从梦想回到了现实。
他说，邓小平最后的退步是承认必须学习和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这个论断等于自我宣告了“共产主义学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学说”神话的破产。接下来的江泽民就一溃千里了。
杜导斌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其说是“保守疗法”，不如说是“救命稻草”。“公退民进”，公在制的堡垒终于被从内面攻破，所谓“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丧失了存在的理论根据。
他说，“三个代表”的问世，终于褪尽了“无产阶级政党”身上最后残存的一点红色。“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一段冠冕堂皇的高论是如此地经不起推敲。
从正面分析，杜导斌说，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什么是先进文化？当今最先进的文化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文化，相比之下的专制文化，就像遭长期掠夺的土地，已经退化得无法耕种；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代表？这是个回避阶级分层的模糊概念。共产党以无产阶级作自己的立命之本，如今却要以各个阶级的代言人自居。
他说，“如果将这种变节打个比方，就像过去只嫁一夫的良家妇女，如今要占有多个男人--这无异于宣布自身是个娼妇，宣布所谓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又从反面分析，说“要始终成为”意味着“不始终成为就不行”，对比过去“只有共产党才配”式的思维，让人不能不感叹，共产党已丧失了当仁不让、高据台上的基本自信。总之，杜导斌认为如今的共产党是一个失去了理论家园的丧家犬，它目前唯一可做的事，只是策略上的垂死挣扎，以换取既得利益集团的苟延残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