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共中央突然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除外访人员之外，所有政治局委员均列席会议，江泽民朱熔基等头面人物还发表“重要讲话”，因而被称为“高规格”的会议；同时，官方媒体开足油门，大力宣传，调门之高，为近年来各项专门会议宣传之少见。
这次会议，正值“十六大”召开前夕，用意显而易见：唯恐有人“闹事”，最怕下岗失业人员“闹事”，从而影响“十六大”的气氛，进而影响既定的权力部署。因而需要提前对下岗失业人员做出安抚姿态。再就业问题，对“保持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是当局毫不掩饰的心态。
通观这次会议，务虚远远大于务实。从江泽民到朱熔基胡锦涛吴邦国的讲话，几乎通篇不见数字，全是空话套话，连一贯喜欢背数字的朱熔基，这回，也大肆玩起了文字游戏。江泽民论述“五大关系”，犹如毛泽东当年的“十大关系”一样，架式很大，却一无实用；并将再就业问题与他的“三个代表”硬扯上关系，称做是“三个代表”理论的重大实践，念念不忘为自己树碑立传。朱熔基等人则将什么“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什么“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明确责任，加强检查，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等等，流利而漂亮的、顺口溜一般的句子再三重复，毫无新意。 朱熔基甚至罕见地、肉麻地吹捧江泽民讲话“全面、深刻、内容丰富。”
那么，究竟中国的失业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最保守的估计，城市下岗失业人数高达5000万，农村失业人口在1亿5千万至2亿之间。两项相加，占中国人口超过20%！这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一只失业大军，是一座最大的活火山。如果组成一个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党，如果组成一支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如果发展一个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难怪中南海当局不吓得要死，怕得要命。
会议明显缺乏具体措施。比如，为什么不提出：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提高一定比例的金额？就象曾经多次提高党政干部、公务员、军人的工资一样，定量而明确；为什么不提出：如何设法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给予他们怎样的保障？就象常年给予党政退休干部的保障那样，实在而实惠。
会议明显流于表面化。面对就业形势的严峻，既不挖掘产生问题的深刻原因，也不分析种种与之相关的社会弊端。事实上，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更在于失业背后的社会不公。想一想，当大批贪官卷款外逃的时候，国家多少投资机会，连带多少就业机会，就于转瞬间泡汤了？当党政干部在澳门赌场大肆挥霍公款的时候，多少职工的职位、工资、福利，就填进去了？当数亿资产的国营企业，经层层回扣，发售成仅仅数千万，国有资产因而大量流失的时候，多少平民百姓的就业机会，也就那样，白白的流失了？
另外，高官家属是永远不会下岗失业的。美国可以传出“里根总统(在任时)儿子失业”的新闻，中国永远不会发生“江泽民儿子失业”的新闻。
固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仍占多数，按理，不应该有这么巨大的失业队伍。体制落后，作风腐朽，贫富分化，是失业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通货滞涨，市场萧条，物价不断下滑，经济决策失误，是城市失业倍增的宏观背景；忽视农村，歧视农民，剥削农业，是农村失业人口暴长的直接根源。
而对下岗失业群体来说，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在国家权力机关，如各级“人大”、“政协”里，没有他们的任何民意代表！他们的命运，完全受“别人”左右。十足的“弱势群体”！
会议明显流于形式。除了号召各地方行动起来之外，最高当权者本身却没有任何责任和承诺。敢不敢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无能解决就业问题，谁就辞去国家主席，鞠躬下台”？或者，“谁能解决就业问题，谁就当总理”？
说穿了，这个高调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与其说是为了下岗失业人员，不如说是为了中南海自己，为了他们的权力稳定和个别人的连任开路。不可收拾的形式主义。
联想到当年华国锋被赶下台时，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一顶“基本建设拉得太长”的帽子。不知江泽民在党内失势之日，会不会被戴上一顶“引发下岗失业问题严重”的“桂冠”，如果那样，倒是比华国锋的“罪名”要名副其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