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致哀是不够的。
据大陆网友以及海外媒体报道，到今天（星期二）为止，中毒者人数已超过1 000人，死难者人数众说不一，有的说百人以上，有的说有二百以上。惨剧的第一批受害者是在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送到解放军南京八三医院的。医生立即发现，这将近60位受害者全都刚刚吃过在早餐店购买的早点，于是，医生立即向警方报案，并建议火速关闭汤山镇早餐店。这个时间是凌晨五点左右。但是，当局直到早上将近八时才查封了早餐店。也就是说，至少有将近1 000人是从五点到八点这段早餐高峰期中毒的。因此，警方行动迟缓，负有极大的责任。另外，新闻管制也要付极大的责任。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比如在美国，第一时间里电台电视台就会向全社会发出警告。在美国，媒体实际上一直在监听警方的通讯，往往记者到达现场比警方还早。
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节目来讲，我想谈的是，这种新闻管制，也是中国生态灾难越来越深重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以淮河特大水污染为例：1994年夏，淮河又爆发了一次特大水污染。两亿立方米高浓度污水形成了100多公里成长的污染带，久滞不去。一夜之间，以淮河水维生的盱眙县立刻陷入瘫痪状态。20万人断水，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政府瘫痪，军队紧急出动，运水救灾……但是，如此严重灾难却没有在媒体上得到任何及时反映。一周之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青年报》才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披露了盱眙特大水污染。直到第十二天，江苏省报才极为谨慎地报导了“旱情”，而完全回避了“污染”二字。8月13日，即特大水污染爆发半月之后，《人民日报》才进行了较为客观报导。其实，淮河流域历史上首次水污染发生于1974年，媒体隐瞒不报。1978年那次特大水污染爆发时，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极为沉痛，含泪指示秘书“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民！”但封锁消息的原则高于一切，仍然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就这样，官方媒体沉默了整整20年。只是在淮河已病入膏肓，没法子继续隐瞒之际，才不得不进行公开报导。如果全社会了解真实情况早20年，也许淮河的情况就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也就不会那样多。
对于核污染，中国媒体更是守口如瓶。新疆核试验场中心（黄羊沟）的情况，也是几十年后人们才多少有所了解。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发表在海外的文章中描写了试验场附近的惨状：
“……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场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三十六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作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三十六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他只提及了准军事制度和户籍制，没提新闻封锁。
再例如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及其教训，政府对民众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封锁，连“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内，都被新闻封锁剥夺了知情权，连举手表决三峡工程时都不知道三门峡的大惨败，这又间接铸成了三峡工程之大错。
此类事例，可谓成千上万，不胜枚举。江淮流域91年大分洪、长江98年特大洪水溃堤、75年板桥石漫滩水库群垮坝惨剧等等等等……
新闻封锁关闭了全社会的警报系统，加重甚至制造了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灾难。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