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时代的独裁统治，不同于极权时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弥漫的匿名的暗中膨胀的威慑性统治，威慑的资本不仅是惯用的政治恐怖，更多地采取模糊规则下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挟。古代帝制和毛泽东极权时代的义利之辩，甚至极端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义灭利”的程度。而现在，作为发号施令的政权和执行操控命令的官员个人以及被操控的平民个人，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既得利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且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和不负责任的。
首先，是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政府对人权的任何外力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 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其次，是人性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生存，人的交易行为在社会正式规则之外进行，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可以用经济上的功利伦理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话所言：个人为了饭碗，为了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不择手段。再次，官员们的负责任和不负责任，也都能用机会主义的饭碗伦理来加以解释：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而是基于饭碗以及更大的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变相抵抗，也是基于地方利益、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所以，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禁令上签下个人的名字，正如任何个人宁愿主动自我约束而不愿向组织写下个人保证一样。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政治镇压实现之时，就通过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来实现。利益的收买和要挟已经代替政治镇压而成为日常性操控的常态，绝大多数人都会驯顺于收买或要挟，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者，足矣！于是，整个官僚阶层把公共权力作为牟利私具，整个社会完全受制于利益至上，其运转大都遵循人治潜规则，操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变成了非个人化的操控过程。
除了利益的自发引导之外（无论这利益是正当的合法的还是完全相反），任何人和任何力量也不能引导它，但它却通行无阻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它变成了一头无名或匿名的怪兽，将一切人吞噬，弹性模糊的威权面目与黑白分明的极权暴政相比，还常常散发着一种令人感慨的柔软或温和。这是一种只受利益驱动的膨胀了的官僚主义权力，是匿名性的全面统治和技术操控。似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这种权力，而它却无所不在地占有了每个人的灵魂。
极权时代的统治手段非常单一，整体性国家通过组织和单位与高强度的运动化意识形态化来进行操控。而后极权时代的独裁统治越来越日常化技术化利益化，它适应着利益急遽分化的现实，非常灵活地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自发地产生出无数种伪装、手段和变种，而且运用得越来越纯熟：在国内，它是高调宣传也是低调劝说，它是树典型的大会表彰仪式也是普及化的问寒问暖，它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软性大众文化，它是跟踪窃听监狱也是利益要挟，它是技术手段也是市场渗透，它是恶法陋规也是灰色空间，它是消费娱乐也是利诱哄骗，它是间歇性运动也是日常性灌输，它是公开的批判也是秘密整肃，它是暴力镇压也是道德感化；在国际上，它是对外开放也是信息封锁，它是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是防止和平演变，它是人权对话也是利诱国际大资本，它是亲美亲西方也是行贿无赖邪恶小国，它是高调抗议更是低调周旋，它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也是大国外交世界领袖，……
总之，它从不留任何余地的刚性极权的失败中汲取的最大教训，也是最得意的统治策略，就是用机会主义的灵活态度应对一切危机。它知道：对于个人自利意识觉醒后的中国，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后，它首先下大气力进行利益收买的对象，是对政权稳定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尽管它也要求被统治者的效忠，但远比乌托邦式的极权主义实用，它知道已经无法获得人们真心的拥护和赞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标准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拥护它赞美它。这就等于鼓励纵容人性之恶－－向自己的良心说谎。它在整肃不驯服的反抗时也会留有余地，特别是在镇压民间精英的反抗时，尽量避免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在民众中的凝聚力和动员力。除非遭遇非常时刻（如八九运动），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法轮功），它已经越来越少地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方式，它尽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各个击破地扼杀在摇篮中，尽量通过封锁信息的方式来缩小镇压的影响范围，魏京生在国际上很有名，但在大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对于既得利益阶层（官员和商人），它既保护纵容又防范控制，政权有意维持一种模糊而弹性的灰色秩序，既标榜依法治国又奉行实际上的人治，既鼓励权贵们精英们发财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资本积累都带上深重的原罪：每个官员都进行寻租，每个生意人都行贿和偷漏税，让富人们的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干不净。于是，独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随时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时还称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证；上午还是拥有亿万私产的模范企业家，还与某位戴红花的高官一起出席剪裁仪式，下午可能就是一无所有的经济罪犯，受到全社会的唾弃；去年还是人人羡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为举国瞩目的囚犯；前一刻还在台上作学习“三个代表”的动员报告，后一刻就可能被纪委双规……在非法敛财已经普遍化的现实面前，中共政权不断地制定越来越多的法规，不断强调反腐败和依法治国，但又不断地放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行为，因为它不喜欢黑白分明和权限清楚，而热衷于法律的模糊和执法的任意。从统治高层的角度讲，这是激烈权争中要挟所有权贵们的最好利器，可以要挟官员们富人们对自己形成个人效忠，起码不敢对权力发出哪怕是温和的挑战；从具体执法官员的角度讲，利益驱动使他们最喜欢这种灰色，因为这能够为他们的非法敛财提供绝好的讨价还价空间。同样的操控策略，也适用于已经下海的昔日异己分子，既给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绝了这些人重返民间反对派的可能。
这种利益操控，不但对国内有效，而且对外国的政府和大资本也非常奏效。利益要挟让西方的政客和资本家自觉服从中共的要求。西方的某些政客在台湾、西藏、法轮功、海外民运等问题上，常常在中共的开价面前放弃原则，甚至一些民主国家也会按照独裁者的要求，做出有辱于自由信念和民主制度的蠢事。某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往往在敏感问题上拒绝直接批评中共政权，他们害怕无法自由地出入中国。国际大资本更无法抗拒中共的利诱，先是由港台富豪们在大陆示范，之后是西方大资本家的接踵而至，为了争夺中国的大市场，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的赢利，他们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人权外交的实施屡屡受阻或被扭曲，欧洲的空中客车和美国的波音之间的争夺最为典型。有些大资本家甚至为中共镇压行为辩护，如国际媒体巨头之一的默多克；也有大公司遵守中共制定的明显践踏人权的野蛮规定，如美国著名网络公司yahoo象中国的新浪等公司一样，在中共有关部门提出的“网络自律协议”上签名，自觉限制信息流通和网络发言的自由，等于在帮助中共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
这样的后极权操控，手握可以转化为巨大利益的垄断权力及主要社会资源，利益就能够代替意识形态和专政暴力而变成了操控利器，而且运用得愈发明目张胆。现在大陆人的牟利冲动，既不受制于外在法律也不受制于内在良知，具有一种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必然趋势，裹挟着全社会在脱离基本道义常识尺度的漫无边际中东奔西撞，它不仅脱离了公认的人权标准和理性尺度，脱离人性天然生成的的正义感、同情心和良知，而自行其是；它甚至脱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组织纪律和正规法律：江泽民或朱镕基的声严色厉的命令或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以及各部委发出的红头文件和紧急通知，全国性的运动式严打、清查、整顿，日益增加的惩罚性立法……都无法左右它的自行其是。
换言之，当权力操控变成匿名化非个人化之时，它就是一架自动机器，无数技术官僚被配置在这架机器之内，以专业手段、最新技术、实用主义说辞和机会主义灵活支撑着它的运转，那些执行操控任务的官员，甚至也会在被操控者面前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显得很有些“无辜”－－机器一旦转动起来，我们作为工具性的齿轮和螺丝钉，也就只能随着转动，否则就会粉身碎骨。
然而，这一切手段皆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实用灵活的操控方式，由于其彻底的机会主义性质，恰恰表征着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惟利是图的权宜性合作。
2002年8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2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