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 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 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 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 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 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 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 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 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 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 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 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 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 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 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 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 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 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 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 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 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 《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 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 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 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 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 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 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 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 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 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 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 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 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 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 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 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 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 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 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 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 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 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 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 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 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 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 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 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 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 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 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 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 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 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 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 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 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 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 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 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 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 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 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 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 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 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 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 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 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 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 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