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举动给人的印象是，北朝鲜是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和日本改善关系，恢复邦交谈判，以获取日本的经济援助，以至于把手里仅有的几张牌在刚开局时便都打尽了。难怪日本的有些评论家不无乐观地宣称，这表明了北朝鲜的“无条件投降”·联系到北朝鲜在不久前部分地放开了国内物价，开辟新义州为经济特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改革，这一切似乎表明北朝鲜将走上类似中国和越南这样的改革开放的路子，以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对此，我的一位朋友也不无兴奋地说∶金正日这个流氓也终于坐不住了！
在小泉首相的平壤之行之前，似乎很少有专家估计到，金正日会不经讨价还价便作出如此大的让步。这一成果除了让人兴奋外，也从反面说明了极端专制独裁国家里的大独裁者行为的任意性。在那里，只允许大独裁者一个人有思想，其他人只有应声跟从的份。我们知道，自由民主国家的领袖权力再大也是受到国内民意的制约的，他所能作出
的选择其实很有限（布什可以不顾国际舆论搞单边主义，但若没有国内舆论的支持，他是不敢作出攻打伊拉克的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舆论来判断民主国家的走向，但我们却无法钻进独裁者的大脑去寻找答案（在缺乏自由的国度里是不存在公共舆论的）。这使得人们往往在判断专制独裁国家的走向时莫衷一是，忽喜忽忧。形势有所转机时乐观之声如潮，反之却悲观失望，有种被欺骗出卖的感觉。
那么，北朝鲜今后会否像中国一样在经济领域里实行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却不放松控制呢？很多人大概会倾向于持肯定的看法。因为中共正是凭此维持着一党专政的体制，共产党非但没有垮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员们还可以当资本家（真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好处都让他们给占了！），或是相反（资本家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员）。但是，我认为北朝鲜却不会这么顺利地走上这条路。我们虽然无法预测独裁者会作什么，但我们可以预测独裁者肯定不会作什么。也就是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正是基于此，可以肯定地说，北朝鲜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在金正日的领导下进行。
有这么一则政治寓言，说是某个独裁者在临终时给他的继任者两个锦囊，吩咐他在继任后，面对人们对现状不满时打开第一个，并依计行事。在不满加大，有失控危险时打开第二个。第一个里写的是∶“怪我”；第二个里写的是∶“学我”。这则政治寓言说明一个道理∶专政体制的继任者为了缓解人们对现状的不满，维持其统治，最好把政
治包袱卸给其前任。但是如果局势有失控的危险，那就应该坚持暴政，一步不让。
我们知道，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邓小平，他们的政治经历都具有推行改革，缓解社会矛盾的优势。尤其是邓小平，他在“文革”中也算是个受害者。面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自己非但无过，还可以“高姿态”地把整个党所犯下的罪行在三、七开的公式下“怪我”，或者扣在“一小撮”（林彪、四人帮）的头上，把政治包袱卸个一干二
净。在自己实在脱不了干系的问题上，可以把99.9%的错误硬说成是“扩大化”来堵人的嘴。善良的人们还是很容易妥协的（不妥协的话，还有“学我”这一手来对付你）。
在此一背景下才有了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大局。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在斯大林生前遭受打压的经历，但他并没有全面参与斯大林的“大清洗”，所以可以作揭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有人递纸条质问他何以在斯大林生前对其恶行保持沉默时，他用反问递纸条的人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而替自己以前的行为开脱。
可是，金正日却没有上述两位前辈的“好运”了（也许应该说北朝鲜的老百姓没有好运）。首先，“先皇”是自己的亲爹，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端赖于此。这跟邓小平、赫鲁晓夫还不一样。他们两位虽然不是通过民选上台，但毕竟是靠自己在权力集团内部的打拼，在“先皇”面前的优良表现，也就是靠“个人奋斗”而攀上权力的巅峰的。因此
，金正日说到底与金日成是一体，他只能“学我”，无法“怪我”（这有点类似于江泽民与邓小平的关系）。
其次，金正日的接班过程长达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掌握的都是国家的核心权力。从他正式“登基”到现在也已八年有余。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极少有哪件罪行不是在他的一手操控下犯下的。就拿绑架日本平民这事来说，据叛逃到韩国的原北朝鲜特工披露，这种事都是在金正日的完全掌控之下，事无具细都要向其汇报的。金正日在与小泉
会谈时把所有责任都往下推，称那是一部分人在盲动主义，英雄主义下做下的错事，他本人并不知情。并且已惩办了责任人。但是，这种谎言欺骗不了任何人，纯粹是拿来应付场面的。日本人似乎打算将计就计∶既然你不知情，那就该调查个水落石出。看来，金正日连“林彪、四人帮”这样的替罪羊都很难找到。
那么，是不是要改革开放就必须得摆脱过去的负的政治遗产呢？答案是肯定的。对外开放，外部大量信息的涌入，必将冲破人们头脑中那些在封闭环境里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造成所谓的“思想混乱”。我们知道，共产专制是靠谎言来维持的，一旦谎言被戳穿，其统治的根基也就动摇了。这从当前江泽民政权控制媒体，封锁互联网，极力打
压自由言论的恶劣行径中，我们也可明白。也许有人会问∶中国毕竟对外开放了，并且还加入了ＷＴＯ，江泽民政权似乎依然稳固，难道金正日政权不也可以同样做到吗？回答是∶金正日不是江泽民。北朝鲜的对外开放可以由金正日的继承者来推行，却绝不可能由他本人来领导。当然了，北朝鲜可以划出一块飞地，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人工建造一个“香港”（取其“一国两制”之意，非指经济繁荣），那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也正在这么做。
至于对内改革，那就有个“度”的问题了。只要不搞市场经济，小打小闹的改革并不一定会威胁到金正日的地位，也许在一段时期内经济还会有所改善，但最终改革会走进死胡同，陷于破产。如果搞市场经济，那就必须“不问姓‘社’姓‘资’”。这种事邓小平办得到，金正日却想也不敢想。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共官方理论权威信誓旦旦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毕竟是靠强词夺理，靠“不争论”来维持的。而市场经济毕竟是人所共欲（除了共产原教旨主义者），既然“核心”有心向善，大家乐得装糊涂。我们知道，共产专制独裁者的地位的取得，一不靠竞选，二不靠“君权神授”，靠的是“英明伟大”。自我否定等于是自我拆台，离告老还乡也就不远了。那么这样做是不是表示邓小平的自我否定呢？不是的，因为他通过否定“先皇”的暴政，反而证明了自己比“先皇”更“英明伟大”。可是，否定金日成却等于是否定金正日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北朝鲜现在的一系列举动的真意何在呢？
首先是因为北朝鲜国内的经济崩溃。连年的饥荒，造成了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逃离北朝鲜的民众的闯馆事件所引起的国际纠纷也越来越不容忽视。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在到访过上海之后，想必金正日也不免动心，想“有样学样”，既能维持权力，又能享受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北朝鲜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积重难返，像一个重症病人，如果动大手术，反而会加速其（政权）死亡。所以最好还是取保守疗法──输液。可世界上现在除了中国这个冤大头，谁会出钱去支持一个独裁政权呢（人道救助除外）？
唯有与日本建交，以还历史欠账的方式获取经济援助。这便是这次积极主动地向日本作出让步，而对韩国却寸步不让的原因（其实被北朝鲜绑架的韩国人远远多于日本人）。
因为韩国不存在赔偿的问题，顶多是少量的人道援助，而这也由于北朝鲜的屡次出尔反尔而变得愈加困难。
其次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所造成的。本来在导弹试射及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小动作，是北朝鲜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可是现在却成了“该打”的证据。金正日不想成为第二个萨达姆，陷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境地。金正日的会谈对象是小泉，但心理惦记的却是布什。他所要传达的意思无非是∶今后我要做个好孩子了。
当然了，这个“好孩子”是指不在国际上制造麻烦，而不是善待自己的国民，走自由民主之路。相信金正日一旦成了这样的“好孩子”后，美国是不会为难他的，哪怕北朝鲜民众再饿死几百万。至于金正日是否能被认定为“好孩子”尚不得而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正如北朝鲜承认绑架了日本人，本以为此事差不多就算了了。可没想到由于其编造事实等，反倒更加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反感。建交谈判、经济援助不是变得容易，而是更加困难了。因为，通过事实的揭露，人们将会发现正是这个邪恶的政权，是金正日本人制造了这一切。难道有必要急于投入巨资去维持这么一个由暴君掌控的政权吗？
专制独裁国家的可悲之处在于，其国民毫无选择地成了暴君的“人质”。我们只能等待其政权内部发生变动，或死亡之神降临到暴君头上，并期待其继任者的改弦更张。而暴君却以国民的痛苦来换取世人的“人道援助”。可是又有多少人道援助到了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手中呢？就算这些援助真的救助了灾民，其实也同时减轻了专制政权所承受的压力，间接地维护了其残暴统治，为制造下一次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创造了条件。
当今世界虽然高喊“人权高于主权”，但是离这一理想的实现差距尚远。当正义战争的炸弹误伤了平民时，善良的人们群情激奋；可是因为独裁者的暴政导致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时，同一批善良的人们却熟视无睹。我只看到有“反越战”，反对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的抗议游行，却没有见到有反对侵害人权，要求国际干预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怀疑，那些善良的人们客观上成了那些暴君的帮凶，也许正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战声浪造就了现代暴君们的有恃无恐。
在内外交困之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