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主义并非完全不对，在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维护自身利益恰恰是受法律严格保障的权利之一。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公民的各种权利，其实就是各种实际利益的综合的抽象的表达，而形式权利的过程，往往就是涉及到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例如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公民的财产利益。然而，利益和权利的关系并不是划上绝对等号的，特别在行使具有群体性的权利而涉及利益纠纷时，必须遵守公共法律和维护集体权利。例如，不能因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其他人的权利。公民权利所代表的具体利益，就必须在社会的法律规章和道德共识的约束定义之下来实现，绝不能在“利益至上主义”的口号鼓动下任意横行。以经济发展为理由来否定反对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的论点，就是没有认识到权利和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试图用个体的利益来否定群体的权利。
中国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很令现代人诧异,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似乎是在提倡为了利益就可以不择手段为非作歹。从表面上看这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心态似乎和古代儒家讲究仁义的清高姿态格格不入，但具体分析下来，却可以发现他们恰恰是本质相关的。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极度歧视经商的人，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对待商业经济的畸形心态，就是来自于儒家文化自大独尊和专制排异本性的毒害。古代的儒家文化极度地排斥商业活动，跟儒家文人依附寄生于权贵势力的关系息息相关。由于束缚于固定土地的农耕经济使得财富能在比较稳定的渠道下流向贵族阶层，静态的人口状况更易于统治者有效地控制社会稳定，因此封建皇朝的士大夫阶层绝大多数都重视农业耕种，歧视商业活动，而且常常从政策上抑制甚至暴力镇压人们正常的必要的商业交流。在倾向明显的政治风向之下，附庸于权贵势力的儒家文人必然要营造出种种“合理”的理论来支持论证重农轻商政策。
正常的必要的商业活动被压制，至少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迫使人们的商业活动转入“地下”，就象现代人常说的“黑市”。不规范的市场必然导致欺诈行为的泛滥，缺乏完善的市场制度指引的人们甚至只好自行约束，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在极度的皇权专制下却依然存在众多行业帮会的原因之一。无秩的市场使人们深受其害，以至于很多中国人直到现在还坚持相信“无商不奸”的偏激结论。另一个后果就是诱使人们普遍专注于“升官发财”的“致富”渠道。追求富裕当然是人类的天性，然而下层平民在横征暴敛的政策下，希望依靠耕种的方式达到幸福生活的目标，基本上是个机会渺茫的梦想。因此，下层平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做官的高位，因为官员拥有的权力给他们提供了贪污国家赋税和搜刮民间财物的“发达致富”途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出了官场贪污腐败的流行化和制度化。贪婪行为的无羞无耻和邪门歪道的肆无忌惮，造成的明显结果，就是全社会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颠倒破坏，所谓的“仁义之邦”早就成了假大空的千古笑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士大夫们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典范作用，就是熏陶教育出众多漠视法规，无视正义的“刁民”，这也是中国社会上普遍人情冷淡，不重信义，互相猜忌的原因。
以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准来看，政府的制度性质的腐败是社会灾祸的根源，而制度腐败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对百姓权利的漠视剥夺。从千年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义”和“民本”的思想只是一种停留在书本的假说理论，从来就不曾被实施过，大行其道的反而是愚于“忠君”，顺于“天命”的附庸专制独裁漠视民生权利的思想。在“君尊臣卑”的循循善诱下和钢刀挥舞的暴力镇压下，亿万小民千年来战战兢兢，从来不敢胡思乱想自己应有的权利。被剥夺权利的最直接后果当然是现实利益的丧失，从草菅人命冷血屠杀，到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乃至钳制言论封 锁信息，百姓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无一例外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中国人水深火热的灾难，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没有停止，甚至被自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发扬光大”。例如共产国有就是搜刮平民的财物，瓜分国企就是盗窃百姓的财富，文革批斗是精神肉体的摧残，镇压六四是对学生的公然屠杀，迫害法轮功是对道德信仰的压制，封 锁网络是对文化言论的剥夺。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专制暴政所做出来的罄竹难书的祸害，即使用他们自己的党章法律来度量判断，也都不折不扣臭名昭著的罪行，更被现代国际公认的民主人权视为野蛮恐怖。
翻翻中国的历史书，最触目惊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喜怒无常的贵族君主将民众当成动物般肆意捕杀，二是大饥荒饿殍遍野人相食。黑暗的历史让现在的我们几乎不敢相信，古代中国人竟然能在如此恶劣的人权环境下忍受生存下来。比照一下历史，如今的统治者的贪婪暴疟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于我们的祖先，也许将来的人也同样对我们现在所经历社会而感到羞耻。然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血腥教训，都没有的惊醒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们的良知。本应该是人类社会本性追求的经济发展，竟然被很多人当成是维护专制合理的辩护和暴政必要的论调。因为“权利不能当饭吃”，所以发展经济是“至上理由”，这种毫无因果关系的逻辑竟然成了很多人拿来当成攻击民主自由思想的”理论“，奉之为“经济招牌”，又催生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棒，横扫一切被他们视为危及专制独裁体制“合法性稳定性”的“有害言论有毒思想”，从而下定了论断：“民主自由人权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公平的政治制度，自由的文化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举凡触及专制独裁的基础，有利于改善公民权利的先进事物，一概被视为洪水猛兽，于中国人绝缘。
荒谬绝伦的论调有其发展的时代轨迹，一如儒家文化假仁假义反生出的贪婪暴疟，正是假大空的“共产主义理想”反生出种种虚伪龌鹾的丑态。毛时代的中国专制统治者利用精神上的高度压力来抑制人们的物质需求，在超大规模的人为灾难下用暴政勉强维持着社会的表面稳定，以供养少数权贵人物表面高尚纯洁的精神面貌，暗地里极度荒淫放荡的物欲生活。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似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耻辱，其实是制度化的等级利益分配使他们安于现状，而政治批斗运动的泛滥成灾，更为未来全民族的道德沦丧奠定了基础要素。邓时代和江时代的“改革开放”从思想上解放了人们对物质享受严重歪曲的恐怖心态，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重新成了中国人的人生奋斗目标和生活动力。然而，专制体制和独裁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党贵官僚贪污腐败的盛行，政策法规的破坏造成政治混乱，管理效能的低劣导致经济危机，贫富对立的不公酝酿社会动荡，社会道德则伴随着僵化的共产主义原教旨精神的破产而急速没落。在“经济挂帅”的“原则”式口号煽动下，借用类似于旧式“政治挂帅”的诡辩思维的“推理论证”，就演变出种种利益至上唯利是图的做人信条。
很多海外的人士人为中国下层的老百姓必定对官僚贪污腐败的行为深恶痛绝，然而这是一个不全面不准确的统计描述。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腐化堕落行为的憎恨，只是停留在感情评击和理论谴责的水平上，很少人能用严于律己大义灭利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环境中涉及自身利益的腐败现象。大到政府部门，小到企业单位，挪用公款盗窃公物，做假帐吃回扣，索要好处收取红包，几乎成了不成文的社会规范行为。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振振有词为自己的同流合污辩护，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家都这样做，我也无能为力”，“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身在其位不谋其利，是档人财路阻人发达”，“假清高实无能”。这些流传在下层粗俗的说法在中上层有相对应的比较“高雅”而模棱的说辞，例如：“水至清则无鱼”，“清官等于酷吏”，“贿赂是高级的政治投资”，“腐败是经济必要的润滑剂”，“娼盛繁荣，繁荣娼盛”。正是下层民众“从众同流”为借口，“以人及己”作推理的歪口狡辩，和上层人物颠倒黑白为“能事”，混淆是非为“荣耀”的“理论学说”，互相辉映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二十一世纪神州大地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的腐败堕落大潮。
专制独裁营造歪风邪气，歪风邪气培养歪理邪说，歪理邪说反过来又维护巩固专制独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依然如古旧没落的封建皇朝，自我屏弃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标准之外，保守沉迷于自欺欺人的恶性专制循环之中。中共党贵以六四血腥镇压为中国的民主改良划上了句号，正式宣告了党内右派在政治体制上反民主的“坚定立场”；后邓时代的江则民则以镇压法轮功为借口，重行毛时代的个人独裁，用政治批斗的暴力手段掀起后文革时代的信仰屠杀。如果说存在什么因果循环的话，那我认为，中共施行的暴力统治是因，民众遭受的利益掠夺是果，而全民淡漠的权利意识是促使强权专制稳定循环的充要条件。
显而易见地，党贵官僚的特权专制对法规政策的肆意践踏，使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承诺成为假话空话笑话，没有民主制度规范和不受自由舆论监督的虚假“法治”，早就被遭受切身苦难的人们看穿识破而嗤之以鼻。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死抱着专制理念不放而破灭，只好重新捡拾起曾经被他们批倒斗臭的经济理论，转而崇拜利益至上主义。然而，回观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看出，中共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策略，从理论到实践，都仅被当成是一种短期阶段性质的利用手段，并不是他们根据人民百姓的利益为宗旨原则而发出的本性愿望，更不是被众多“爱国主义口水家”们喧嚷的那样以国家民族的富强为高尚的目标。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昭然自揭地公布了中共视发展经济为“临时抱佛脚”的策略，只是被迫用来在短期内转移掩饰人民对专制暴政的不满情绪，自私的嘴脸暴露无遗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