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7年2月5日发生在呼和浩特市的“韩桐事件”
1967年2月5日中午，数百名内蒙古学生“造反派”“呼三司”的成员以及工人“造反”组织“河西公司8.18”的成员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抗议奉命以“支左”的名义介入、控制地方政治的内蒙古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当时周围还有上千的围观者。一个20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原来堵在门口的军用卡车已撤离，卫兵居然也无影无踪了。在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其后，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大院外“河西公司8.18”的工人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凭经验觉得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了。
中午12时15分，一名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迳直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军官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时，那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泊泊涌出。那个开枪的军官将枪放回裤兜里，若无其事地回到主楼里。
军区大院门外顿时乱成了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学生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向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士兵们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士兵们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镇压学生中立功受奖。但是，大院门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线，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向后退，阻拦住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这就是1967年初震动内蒙、影响全国、甚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韩桐事件”。3个小时以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开枪杀人者是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
这是“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这一枪标志着军队奉命介入“文革”的恶果初次暴露；这一枪也显示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他们制造的“文革”混乱中的左右失据。毛既想通过煽动“造反派”达到打倒政敌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又怕“造反派”因争夺政治权力而互斗、造成局势失控，只好动用军队介入“文革”中的地方政治，依靠军队来收拾乱局；然而这又陷入了新的两难局面，让军队去控制局势相当于把军队当作“消防队”来用，但让军队在“支左”中介入“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极其复杂的派系冲突，则无异于放手让军队在这样的冲突中“纵火”添乱。中国社会经过了“文革”前17年的意识形态高压和“阶级斗争”鼓动之后，积蓄了巨大的反体制、反秩序的能量，这些能量的形成是社会心理长期被扭曲压抑、群体情绪极度紧张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能量当时只能通过迎合政治气候的形式（忠于毛、忠于毛的“革命”路线）变相地释放出来，于是彼此对立的群众组织以及准备镇压“造反派”组织的军队，都喊着相同的“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彼此却怒目相对，甚至刀枪相向。
二、军队该支持哪派组织“夺权”？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大为赞赏：“《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号召的这股“夺权”之风立即刮到了内蒙古，“造反派”组织纷纷闻风而动。1月6日，《乌兰察布报》社被造反派夺权，报纸更名为《重要新闻》。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也被夺权，报名暂定为《东方红电讯》；夺权者是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他们与学生“造反派”组织“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组织“8．18”、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党委红旗”声气相通。“造反派”控制的《内蒙古日报》新版准备于1月23日问世。然而，就在1月22日下午，千馀名立场保守的“红卫军”组织、“工农兵”组织成员在报社内的“保守派”接应下，冲进《内蒙古日报》社准备接管，要把报社的权力从“造反派”手里夺回来。这些人破坏了印刷设备，甚至动手殴打报社的工人。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组织闻讯赶来，由工学院的“井冈山”组织一马当先，围住“保守派”，先是舌战，继而打人、砸车。“保守派”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退。正当“造反派”们庆贺胜利之际，军队也介入进来了。
1月23日凌晨，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报社印刷厂，带队的内蒙古军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当即宣布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报社的所有门口全站上了士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只许进不许出。报社内部的“保守派”组织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而“造反派”则怒不可遏地上前质问：“为什么军管？”“奉谁的命令？”高碧的答覆是：“我们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内蒙古军区是根据“保守派”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的。22日晚6时，从报社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组织的“头头”到军区求援，晚11时军区黄厚副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军区党委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高碧先去“工农兵”组织的总部了解情况，“反夺权”失败的“工农兵”组织向高碧提供的自然是一面之辞。高碧随后带着部队来到报社，现场当然是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调查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识别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军营式的“大学校”。但事实上军队心目中的“左派”与毛心目中的“左派”往往是两回事。无论是从观念、出身还是从社会地位的角度去看，军队都很容易与“保守派”组织结成天然的盟友。军队是党的工具，当然支持那些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派”组织；那些主要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军人，显然也比较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教条和对领袖及执政党的愚忠思想，更习惯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态度来衡量群众组织的“好”、“坏”。恰恰是“保守派”组织的成员、理念、行为，最接近军队的信念，因此，军队很容易把“保守派”组织认定为“真正”的“革命左派”。于是，介入“文革”中地方政治的军队就成了“造反派”组织批判的对象。在《内蒙古日报》“夺权”事件中，“造反派”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
1月23日晨6时，“造反派”组织把刘昌请到《内蒙古日报》社，与之辩论。刘昌再三对“造反派”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由于报社内的“造反派”群情汹汹，刘昌不得不下令部队撤离报社。但“造反派”仍然与他继续辩论。这场辩论从《内蒙古日报》社转移到了内蒙古师院“造反派”组织“东纵”的会议室，13个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清华大学著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代表，要求刘昌承认“三点结论”：第一，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如此做；第二，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第三，这次错误的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辩论和争执后，刘昌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依靠报社内部的革命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刘昌表示：“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刘昌认错之后，“造反派”组织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1月24日下午2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三、军民冲突的升级
从《内蒙古日报》社撤兵以及刘昌认错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结束，军队既已介入地方政治，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就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军民对抗，于是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内蒙古军区先出兵后撤兵，于是“造反派”组织抓住此事逼迫军区正式公开认错；而手握重兵的内蒙古军区则刀枪相向，严阵以待，以强压弱，拒不让步。面对军队对民众的武力高压，“造反派”起先是请愿求见，然后又静坐抗议，同时大举哀兵，争取舆论和中央的支持。从1月25日开始直到2月5日韩桐被军队杀害，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
（未完待续）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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