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报道，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他们认为，虽然不能通过几个部门的人事变动就得出某种结论，但现实显示我们要求我们的省级干部，既要成为政治家也要成为治党治国的管理行家。
另外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加快政府转变职能，市场化步伐将促进深层次的变革，政治家应越来越专业化，向通才型管理专家转变。在此过程中，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将逐步形成。
人事调整
10月下旬，一系列省部级人事变动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事件。北京、上海、浙江、重庆等重要省市的主要领导发生变动：北京市市长刘淇接替贾庆林任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陈良宇接替黄菊任市委书记；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接替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福建省原省长习近平则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与此同时，一些部委的人事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交通部原副部长张春贤为交通部部长。交通部有关人士说，49岁的张春贤是管理学硕士，在业界有学者型官员之称，交通部内部民意测验“分数”很高，接任交通部部长既是意料之中，也是众望所归。
另据《财经时报》报道，48岁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志军已出任铁道部党组书记。
如果说交通部和铁道部的人事调整尚属意料之中的话，另外几家机构的人事任命却似乎出乎人们意料。
中纪委秘书长吴定富已出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非外贸系出身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吕福源，继年初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之后，已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党组书记；浙江省原省长柴松岳也已进京出任电监会筹备组负责人。
另据《财经》杂志报道，一位非信息产业系统背景的官员将转赴信息产业部任党组书记。
而信息产业、电力、保险等，正是外界议论颇多、垄断性最强的部门。
一些专家认为，这一系列部委人事调整似乎透露着一个信息：专业部委的一把手并非一定是业界行家里手，也非技术官员，而是由政务官出任，其副职将是技术官员，这是一种接近文官制度的安排。
但也有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认为，文官化应该是一个趋势，但从操作层面来讲还没有进入规则化，也没有来自决策层的明确说法。
与专家们“颇感意外”相比，新近人事变动在各部委内部反应平静。以外经贸部为例，吕福源出任党组书记，在内部人士看来属意料之中。今年3月，吕福源从教育部调入外经贸部就已出任第一副部长。一位接触过吕福源的人士说，“从我和他接触来讲，吕部长为人谦和低调，看问题视角独特，很理性，说话简短，发言切中要害”。
至于政务官与技术官员之说，这位人士表示，所谓专业非专业，除了物理化学等需要特别专业背景外，能否胜任主要取决于他的情商，也即他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吕福源虽没有外贸工作经验，但他是理科出身，有一汽工作背景，使他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更为独特。”
有关部委人士大多不愿发表任何看法，有官员说，“无论谁做部长，我们都坚决拥护。”
和外经贸部类似，电信、电力、保险界的人事调整有一个共同特点，其原任首长多为系统或行业内部资深人士。
国电公司前任总经理史大桢有40年“电力生涯”。
年届65岁的吴基传，1959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除1990年到1993年在河南出任地方官员外，已有40年系统内生涯。
保监会原主席马永伟1966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就没有离开过金融系统。
而他们的继任者有一个特点：虽然不能说和这些行业不沾边，但也属渊源不深。
柴松岳原任浙江省省长，离开电力系统也有20年；吴定富虽曾任保监会第一副主席，但时间也仅仅一年零两个月。
有评论指出，无论电力、电信还是保险业，都是垄断力量比较强大的部门，其主要官员从系统外部调入有助于部门的健康运行。
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对这一说法颇不以为然。“总有人认为信息产业部在政策上维护本系统企业的利益，实际从我们内部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一直都在有意地扶持一些弱小的企业，在政策上我们也是向弱小的企业倾斜。比如对联通的扶持。”
他强调一点，如果行业管理者整天想着维护部门和所涉企业利益，那么今天的中国电信业怎么可能会有奇迹般的发展？
在提到新的首长人选时，他表示，“关键是要有实干精神。中国电信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历任领导都奉行实干精神分不开。”
“重技术官员”观念如何形成？
长期以来，中央部委领导任命无非是系统内晋升和系统外调入。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通讯将两种情况概括为内部制和外部制。
从外部调入官员的一个好处是容易形成新生力量，形成部门创造力，以提高组织的水平，但如果部门高级官员总是从外部门调入，会导致部门内部激励因素减少。
同理，长期沿用内部晋升制，尽管有利于部门内部激励因素增加，但也容易形成系统内部的关系网络，领导层兴趣雷同，视野狭隘，相对缺乏创造力。
因此，“一个部门既不能长期搞内部晋升也不能长期搞外部调入。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情况内外结合“。
基于此，他认为目前的人事调整有其积极一面，一把手是政治家，副职是专家，既有一个好的政治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利于形成精湛的业务管理，提高部门效率。
事实上，省部官员在百姓眼里已属高层领导，其人事变动总会引起人们关注。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人事变动的问题说是新问题，实际是老问题的新版。过去党内外长期就有“外行能否领导内行”的争论。
建国初期，由于人才缺乏，在中央政府任部长职的高官不少是有过“白区”工作背景的干部。他们属于当时党内的“技术型”干部，对城市有更强的理解力，实现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80年代初，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干部“四化”要求，尤其是知识化和专业化成为干部的标准，一个硬性条件便是对学历的要求。
王海光认为，现在谈这个“外行和内行”的问题，则是在更高层次上谈了，指的是业务专家和管理专家、技术官员和政治家的关系了。这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性的新变化。
有人通过考察中国官员任职背景后得出结论，中国高层官员很多具有厂长或工程师等技术或专业背景，而少有人文领域的专家。
政治学者毛寿龙认为，技术官员现象和计划经济的传统与特点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部门和经济部门是社会核心力量。“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重要，而其他行业相对次要，于是专业领域业绩优秀的厂长和工程师很快便转入仕途，成为所属系统和行业的官员，在系统内部一步步成为行业的首长。”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主任吴江则认为，技术官员更容易成为政治家和计划经济关联不大，真正的原因是工业化的推动。
他说，工业化必然需要一大批技术官员，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从经济技术领域选拔大批干部就是很自然的现象，而经济转轨时期需要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才，这些人才很多只有从企业中找，而他们在企业中就是技术专家。
既是政治家，也是管理专家
在政府职能没有转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由政府承担，由技术官员充当部门首长。部门领导对本行业比较熟悉，利于实现内行领导内行。
王海光认为，长期以来，对干部“四化”的要求，强调领导要内行化，干部要有专业知识水平，是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的。但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更多的工作是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这种趋势对领导人的专业知识要求下降，对管理能力的要求提高。
吴江说，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要提高开放度和适应力，对官员的能力也必然提出要适应更加开放的新形势的要求。
他也承认，不能仅仅通过几个部门的人事变动就得出一种结论，但高层确实要求省部级干部，既要成为政治家也要成为治党治国的管理行家。
“通过这种跨专业、跨地域、跨部门的交流，有利于政治家的造就和培养。”
至于将来的发展趋势，吴江认为，政府部门首长将从硬专家向软专家过渡，技术专家逐步过渡为职业化的管理专家应该是一种发展趋势。
所谓硬专家，是技术领域的专家，软专家则是指管理领域的专家，强调管理的专门化、职业化，是公务员制度的一大特点，而公务员制度也确实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公务员制度又叫文官制度，据毛寿龙介绍，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部门的首长是内阁组成人员，也就是政治家，其助手或副职是技术官员，技术官员向政治家负责，他们既懂得技术语言，也懂得政治语言，把对专业的理解化作政策建议，提供给政治家，政策确定后，由文官系统负责执行。”
毛寿龙认为，在中国，政治过程和行政过程连为一体，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策决策与执行严格分开，政治家往往由政治力量决定，不取决于行政力量。
因此，“中国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政治决策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应该把政治决策和行政逐步分离，在不同层次上来反映公众需要”。
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加快政府转变职能，市场化步伐也将促进深层次的变革，政治家将会越来越专业化，向通才型管理专家转变。在此过程中，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将逐步形成。(林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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