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放杂志11月号报导，几个月来，中国私营企业家连续发生几起大案。著名富姐刘晓庆因逃税被关起来；在沈阳建荷兰村的杨斌被北朝鲜金正日委任为新义州特区首长，却遭中国当局逮捕，控以逃税和非法使用土地罪；缔造华晨汽车王国的仰融，昼夜间企业被收为国有，逃亡美国；健康饮品健力宝创办人李经纬嫌疑贪污，脑溢血入院。
所有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各种传媒都有详细报导，我只想从这些案件中去观察一个问题：中国私营企业家在中国这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大环境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境遇如何，以及他们怎样应对环境，结果又如何。
刘晓庆是千万富人逃税者之一
刘晓庆案本质上是税务问题，只因她是红明星女富豪，特别引起社会轰动效应。
近年来，中国发生财政危机，赤字猛增，基建和奥运建设需款迫切，因此着手从税收方面获得挹注，这是很正当的途径，不过朱熔基强调追查富人逃税，似乎是临急智生。论本份，政府早应从健全税制着手改善税收状况。现在却将征税当作一种突击任务来办，甚至采取像打击社会罪案的手法，雷厉风行，杀一儆百，此种心态和举措，实非法治社会所应有。 征税是一项长期的日常政务，不能时紧时松，必须使其制度化，尽量利用先进资讯科技，建立档案，简化审核程序，健全并透明税法，使纳税人知所遵循；再健全特许会计师制度，则对审核更有帮助。但中国既非正规法治社会，所以在税收上也表现出凌乱无序，使得纳税人有隙可乘。刘晓庆不过是千万个乘隙的富豪和私企之一，比她更大的逃税者比比皆是。
今天刘晓庆提早落网，税务人员称是她自己撞进来的，意指有人告密。刘晓庆自忖告密者就是她公司职员李虹和王建中。这多少与刘晓庆平日恃富凌人的作风有关。她最为人所不齿的是欺凌江苏铜山县六百五十三名（有说四千名）民工。这批“泥腿子”替她的化妆品公司生产产品并垫钱，她却分文不给，后来内蒙律师贺中荣受托提出诉讼，刘败诉后仍不肯支付，民工跪地恳求，依旧拖赖至今。这种在红艺人星光璀璨的艳服下掩盖着的丑陋灵魂，也足以反映出今天民营企业界中若干部份企业家丑恶的一面。
钻中朝矛盾空子而败落的杨斌
杨斌的案子，不单纯因为是逃税或非法使用土地问题，它显然关系到中朝两国的利益冲突，逃税和非法使用土地便成了处置他的藉口。
杨斌为人浮夸，已有许多人指出过。事实上，靠浮夸发财，靠浮夸成为富豪，正是中国当今体制的产物。在这个体制，老实人难升官发财，想升官发财的往往要钻空子，吹牛拍马。杨斌之所以能赢得金正日器重，就靠吹拍功夫。他一方面将在香港上市年营业额只有一亿多的欧亚农业公司，吹成二十亿，又将沈阳低价批来的农地用作建造荷兰村渡假屋，以显威风，另方面则拜倒在金正日御前，甘为义子，为的就是想当上新义州特区首长这个官职。
他或许以为拍住金正日便可挡住北京打压，谁不知正因为他在中国东北人脉关系深，出任新义州特区首长对丹东经济今后发展不利，才被北京封杀。北京原本希望北韩在南韩交界地方开辟经济特区，想不到金正日竟觊觎丹东，在它隔江对岸的新义州辟特区。既然金正日坚持选定新义州，北京无可奈何，只好逼促对方撤去杨斌特首的官职，免得他以荷籍华人身份，在丹东对岸搞风搞雨，吸掉丹东地区资金。这就是杨斌商海官场两败的必然结局。
杨斌的失败同时显示，在中国这个一党专政国家里，党权国权永远至高无上，只要当局一声令下，就可将杨斌私产荷兰村没收拍卖，归入国库。私人企业家在这种党大于法、国大于法的情况下，永远不会有真正法律保障。
私有国有产权交叉不清的结局
私人企业家不受法律保障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仰融的华晨产权，它也是顷刻间被收为国有的。
仰融其实是一位不懂汽车制造的金融家，他不愧为经济学博士，很有金融头脑。起初靠炒股票发迹，后来凭着他的智慧，于九一年七月，拿他私营的华晨同沈阳金杯汽车股份公司合资，成立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二千九百九十八万美元，金杯占六成，华晨占四成。他一心要将公司在美国上市，但美市不接受有中国国有成份的产业，故于九二年六月在百慕达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ＣＢＡ），而负责上市的美国律师仍认为外方私人资产说明来源有困难，因此又策划成立一个较为中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投入ＣＢＡ，占股百分之四十。于是华晨将在沈阳金杯的四成股权划归基金，并通过换股方式，使ＣＢＡ成为金杯客车公司五成一股权的持有人，完成了在美上市前的重组工作。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则由四个单位组合，即：华晨、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信托。华晨是主要出资者，计一百万港币和三百万人民币，人行教育司只出十万人民币。会长由前人行行长尚明担任，仰融为副会长兼常务理事，实际掌管ＣＢＡ业务。想不到如此这般复杂的交叉关系，正种下日后产权不明的祸根。
这样的安排对上市确实有利，于是一炮成功，开创中国企业唯一登上纽约股市的范例。这一炮给华晨带来辽阔前景，它又在香港、上海上市，资产的交叉更加复杂。在上海上市的有金杯汽车、上海申华控股、上海中西药业；在香港上市的有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圆通科技。仰融个人资产高达八点四亿美元，名列《□布斯》所选二○○一年中国第三名富豪，以致德国宝马指定要与华晨合作在中国生产轿车。
但是不明朗的产权始终是仰融的隐患，他已预感到国家早晚要接收金杯，便于去年年底将华晨旗下所持的百分之廿五金杯股权转让，今年一月八日，又让金杯董事会出资八亿二千万人民币向沈阳华晨购进其拥有由意大利设计公司开发的ＭＩ三厢式轿车及多功能车的零部件开发和生产技术的知识产权。这两笔交易使仰融套现近十亿人民币。他说这笔钱是用来进行金杯之外另一大规模的汽车投资，准备赶超一汽、二汽、上汽，打造第四大汽车集团，但有人怀疑他准备挟资逃亡。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立即成立工作组追查，仰融知情况不妙，飞往美国与已定居在那的妻儿团聚，隐蔽数月才露面。有人指他卷走巨款，他则否认此事。而他在国内的一切职位都被剥夺，产权也就此丧失。
今年只有四十五岁的仰融，凭他高超的融资手段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汽车王国，也同样是这高超融资手段，使得私产国产产权交叉复杂，绊倒他所建立的王国。中国的事就是这般杂乱无章，似乎大家都在混水摸鱼。倒楣的是那些股民，手上的股票，可能永远成了咸鱼，无法翻生。
有功劳没产权的健力宝创办人
健力宝的李经纬是另一个成功和失败例子。李经纬的发迹，是他于八四年搭上广东三水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市营小酒厂。当时中国体育健儿参加奥运会需要饮料，李经纬知道广东科研人员刚刚研制出一种滋补液，便聘他为顾问，几经改良，由酒厂生产，称为健力宝，专供中国奥运健儿饮用。此种饮料经外国记者一吹，成为“中国魔水”，名声大振，畅销全国。于是在广州建起楼高三十八层的健力宝大厦，作为总部。但九十年代美国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军中国，健力宝便开始走下坡。
期间，三水市政府与李经纬在健力宝股权上发生纠纷。李想筹资四亿五千万从市政府手购取股权，却遭拒绝。结果市府将百分之七十五股权售与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价三点三八亿人民币，余下二成半，分别售给香港和澳门的公司。于是健力宝的管理权便落在浙江国际信托手里，李经纬只得黯然退休。但有消息传出，李经纬涉嫌巨额贪污，是否他有扣住部份款项，不得而知，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席位立遭罢免。十八年手创健力宝的功臣，如此狼狈下场，弄得刺激过度，脑溢血住进广州空军医院。
在党国权力至上环境底下，私营企业主始终是婢妾。中国经济改革廿四年，私营经济从零开始，到官方有统计发表的一九九九年止，全国有登记的企业投资者近三百万人，注册资金共一万零二百八十七亿元，从业人员二千零二十二万人。但实际情形一定远远超过官方统计，因为有无数私营企业是没有登记注册的。就拿官方统计来说，一九九○││一九九九十年间，私企业注册资金的增长度，比国企快四倍，比集体企业快六倍，比外资企业快二倍。由此可见，私资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一定也高速度增加。
据了解，中国私企中产权比较清楚的是温州地区，因为温州差不多没有国企，全是私企，大部份私企都是从个体户发迹起来，产权私有比较明朗。全国其他地方，有些城镇的集体企业，由能人一手发展，能人的功劳和产权往往难分；有些私企得政府支持，甚至与政府部门挂勾，一旦发迹，产权又成问题；更有些国企，全靠主管人长袖善舞以私人强势发迹，其产权更是模糊不清。这种情形，一方面与人治社会中法制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国民性中糊涂不清的精神有关。
例如家电大王海尔的张瑞敏，他十八年一手带大海尔，将原本营业额只有三百多万濒临破产的海尔，发展成为中国最大跨国企业，在美国、巴基斯坦、意大利设厂，全世界有五十多家分公司，产品行销一百六十多个国家，二○○一年营业额突破六百亿，位居世界家电企业第六位。这样的企业，张瑞敏究竟能占有多少股权？同类情形的企业多着哩。江绵恒的网通，究竟是国企还是私企？他占有多少股权？没人知道，一切都在黑箱中。
虽说廿多年来中共对私企的地位逐渐提高，九七年十五大前，私企被认为只是公有经济的补充物，十五大起，改称私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至此，它与国有经济处于平等地位。但实际上，中国许多重要企业仍操在国家手里，国企主管者可从中变戏法，偷龙转凤，但本质上产权还是国有的。国企有国家政权靠山，在市场上和在银行贷款上总是胜过私企。私企如首富刘永好，靠饲料发迹，踏足民生银行，循规蹈矩，总算风平浪静。但新疆的热比娅，从洗衣妇成了全国十大富豪之一，只因她将一些据说是国内剪报的有关新疆分离运动的公开资料寄给在美国的丈夫，立即被捕，判刑八年，她的整个企业王国，连同乌鲁木齐的热比娅商贸大厦，都成了国家所有。
在中国，党国和官僚的权力始终是最大的势力，私人资本无论怎样发达，如果它与权力发生冲突，或者惹来当官的眼红，必败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