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外渡假，在机场遇到一个加拿大籍的白人，与我谈起了他在中国生活四年的经历，称他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而中国人是他所知道的最为好客、对外国人最为友好的民族之一。
他说，他在中国跑了23个省份，所到之处，人们都主动地和他打招呼、交谈、甚至交朋友。他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在四川一个小县城他在新交的朋友的陪同下吃火锅的情景。
曾有"拳匪"围攻使馆
也是在这次渡假的旅途上，我抽空阅读了英国女作家和历史学家戴安娜·普雷斯顿的新着：《义和拳之乱简史》。书中借助许多历史文献和当年被义和团围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国人的日记，描述了当时许多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和义和团狂暴的排外行动。
看完这本书，我很难把书中所描述的暴烈的排外场面与那位加拿大白人所赞许的中国人的好客之风联系起来。
这本书的小标题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战争》。从书中描写的内容来看，义和团运动似乎是中国和中国人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一次宣战。
对义和团运动，中共过去一贯的宣传是，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方宗教渗透的爱国运动。近来中国国内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则是，那是一场盲目排外、仇视现代文明的愚昧运动。
我对为这场运动定性不太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本性是好客的民族为什么在最初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时候，却显现了那么暴烈的排外倾向？
按照中共的说法，那是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肆无忌弹地瓜分中国、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掠夺中国、渗透中国而引起的中国民众的强烈回应。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极力渲染和夸大近代中国贫弱的原因是西方列强侵略所致，而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浪潮其实不过是被专制制度利用的愚昧、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似乎在海外的华人圈子中占了上风。出于对中共宣传的反感和不信任，海外华人对义和团运动更多的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一种抱残守缺、抗拒"欧风美雨"所挟带的先进文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群氓运动。
那么，《义和拳之乱简史》的作者戴安娜·普雷斯顿是怎么看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戴安娜·普雷斯顿对义和团的暴力的排外行动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她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描述却颇为客观："（义和团）主要从中国北方的穷人和被剥夺者中吸收其成员，……他们的生活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洪水、干旱和饥荒循环的注定要失败的抗争。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中国仅仅起到了加深他们苦难的作用。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追求商业利益，他们带来的新技术──蒸汽船和火车、电报系统和采矿设备──不仅冒犯了土地、江河与大气的精魂，而且夺走了许多中国人的工作。基督教传教士──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留着大胡子的老派牧师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理想主义的新派传教士──来到中国寻找可拯救的灵魂。他们对当地的文化常常无知、鄙视或轻蔑，他们咄咄逼人的传教活动对中国家庭和乡村的生活结构构成了威胁。"
这段文字乍一看，颇像是中共的宣传文字，但事实上却出自一个西方历史学家的笔端。
如果说这段话仅仅是作者本人的主观看法的话，那么，该书的另外一句话却纯粹是引述英国外交官克莱夫·比格姆描绘他所见到的义和团成员的原话："对任何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说，那是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景象，因为他们面无惧色或犹豫，这些人并不是狂热的'勇士'，也不是清王朝中受过训练的士兵，而是一些安静的、热爱和平的农民──中国的乡村为了反抗外国人而武装起来了。"
排外并非中国独有
当然，这场由农民发起的盲目排外的反抗运动，对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但因此指责中国人本性抱残守缺、天生排斥异己也是不公平的。排外情绪不独在中国社会中有过滋生，大多数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接触时都曾经出现过排外风潮，而这种风潮往往因原居民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外部威胁而兴起，有时这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威胁，但有时则是真正的威胁。
《义和拳之乱简史》描述了当时中国民间流传的外国传教士吃婴儿并剜眼制药的说法，作者认为，尽管这种说法荒诞不经，但这恰恰是义和团的排外宣传能够在中国民间深入人心的民情基础。
作者接着指出，当时的欧洲也有这种非理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排外偏见，也因此导致过暴力事件。就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1900年，普鲁士一个小镇发现一个日耳曼血统的学童被人杀害并碎尸，但尸体无血，当地日耳曼居民指责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儿童取血以便在犹太教逾越节期间制作面包，因而掀起了大规模的排犹暴力风潮。
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华裔劳工的勤奋、节俭和愿意接受低薪也曾招致白人居民的怨恨，并因此引发了排华风潮。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有白人青年仅仅因为黑人青年约会白人女孩而群起而攻之。一些欧洲国家至今仍不时发生因外籍非法劳工涌入而引发的排外风潮。
而欲消除非理性的排外风潮，建设良性互动的内外关系，似乎只有通过不同社会、族群之间的更多的接触、相互的沟通和彼此的尊重才能达成。
今天，在美国，排华法案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人们对种族通婚也早已习以为常，因为美国已经成为"种族的大熔炉"；在欧洲，排外风潮也受到大众传媒、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的一致谴责；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交往，而外国人在中国经商、旅游似乎也不像一个世纪前那样张狂、傲慢，而更多地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除了炸馆、撞机等偶发事件引发中国民众专门针对美国的抗议浪潮之外，在这二十多年中，还没有发生像义和团那样的泛泛地针对所有外国人的盲目排外风潮，因而才有了那位加拿大白人的"中国人好客"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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