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怎样从军内走向全国
“至于《语录》具体怎样走出军营的，我知道这样些情况：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
‘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
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先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小红书”从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国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曾想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此外，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亚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用英、法、日、僧伽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二十四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语录》近三十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
《毛主席语录》印行了六版。
“最近杂志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董事经理邓家祥先生，现在经营着英国乃至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书店。据他本人讲,他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
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他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他说：我在海德公园出售最多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邓先生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并且从此名扬海外。”
毛泽东本人赞成搞《毛主席语录》吗？
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着，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罗瑞卿在《语录》工作上的功与“罪”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送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他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亲，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
“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发案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