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汪聪明，利落，诚实。 每次来我家做工，总是做得又干净，又有效率。其实她挣得并不多，一小时劳务费6元钱，家政中心就收去一半。但是因为她有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家政中心就能保证她在北京工作的稳定性。她工作总是让各家主人信任满意，所以，虽是小时工，在我们小区各家的工作却比较固定，收入在同行人中算是较高的。
11月初的一个工作日，她没有来。一个星期后，她来了，告诉我：“邢老师，你知道我上次为什么没有来？我被抓到昌平的沙河，又被送回老家去了。”她的话让我一惊：“为什么？”小汪说：“不知道。半夜三更12点多，警察来敲门，立刻就带我走，我胡乱穿了条薄毛裤，毛衣，连衬裤、罩裤都没有穿，也没在穿外套。把我和很多人拉到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呆了一天一夜，就做在瓷砖地上，又冻又饿都不知道困了，（那几天北京晚上是0度左右）中间只给吃过一个窝头。”
“那屋里有多少人？”
“1000多人。听说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有暖气吗？”
“没有。”
“你不是有暂住证吗？”
“有也没用。人家不看，就说我租的住处，不能出租住人。听说警察抓人每个区、片上边是派下指标的。”
小汪一边干活，一边告诉我：“后来，把我们送到郑州看所守所，那边看守所打电话到我老家，让他们带着钱来接人。老家的人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我丈夫。抓我那天，我丈夫正好有事没有回来，要不然就和我一起抓走了。我丈夫赶快拿着钱把我赎了回来。”
“郑州看守所要了多少钱？”
“500元。听说他们要分给北京看守所。加上路费，我们1000多元花没有了。”我知道，她一月也挣不到1000元。
“火车是专门运送民工的吗？”我问。
“是的，有好几车车厢，一站一站送，光送到我们河南郑州的就有400多人。还要好多人要往别处送。但是老家的看守所对我们还算好，8个人一条被子，吃的是馒头也有菜。”
关于北京一到重要节日或有什么重要会议，就要抓民工或外地人到昌平沙河，然后遣返他们回家的事，我早有所闻，就是在我身边发生的，已经不是一起了。两年前我装修时，正是元旦前夕，一天工人小徐，气喘嘘嘘跑来说：“好险啊，差点让警察抓走。”我问：“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人家一看你不像北京人，又像是民工，就抓。我这几天还特意穿得好了一点”。哦，难怪他来做水泥活，还穿了身西装。“有身份证就不抓了吧？”小徐说：“有身份证，一看你是外地人，更是要抓。”
还有一次，我在外地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在一家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那是“十一”前夕，警察去检查他们的暂住证，因为他此时的居住处不属于办暂住证的派出所管辖（租房总是不大稳定），也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我先生受朋友的委托，带了钱去“捞”他孩子出来，看守所说，这事你们找抓他们的派出所。去了那家派出所又说，送到看守所他们就能不管了。事没有办成，也不让见那孩子，硬是让那孩子做了半个月的拉石子的劳力工，“十一”过后返回他外地的家。
听到这类事，我已经不再震惊。但每听到一次，我都很忧虑。我特别为小汪、小徐这些能吃苦，又本分、诚实的乡村青年们感到难过。农村劳动力过剩，进城从事工、贸、修、建、服务，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结构性调整的趋势。迎接“奥运”期间，北京大举扩建、新建，哪一处工地没有乡村来的大批民工？哪一处装修队，没有外地人？我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能从繁琐的家务中解脱出来，集中更多的精力搞业务，家政小时工省去了我很多宝贵的时间。这些来自农村的男女民工一边为首都的建设出血出汗，一边战战兢兢地讨生活，哪一条法规，让他们遭遇这种不平等的公民待遇？他们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要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
作家王跃文在他的小说《国画》中曾写到这样的情节：某县，一遇到上级领导来视察，就将本县城里的上访的、要饭的、及各类有失整饬的人，都用卡车拉到另外一个县的地界的大山里去；待那个县遇到同样问题，也将自己县的人拉到某县地界去。结果有一次，拉这种“闲杂人员”的车翻到山沟里，一车人遇难。县当局，将事情压住，不让外界知道，遇难者的亲属，很长时间不明白亲人为什么失踪。”我相信，这种事虽然写在小说里，但不是空穴来风。
不要说上述的“闲杂人员”是中国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一般的民工也没有经济和文化能力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力和生命安全。恰恰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和法律却在肆意践踏公民权。怕是这种不公正、不平等公民待遇，才是酿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祸根呢！
从根本上结束这种对亿万农民不平等的公民待遇，让所有公民有自由迁徙、居住、工作的日子早些来临吧。
无忧城 中国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