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是来自广州的移民，来美国已整整30年。从70年代开始，他就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并且参加了海外民运，他出版书籍，向中国国内介绍西方思想(主要集中于人权和经济思想)。1988年，他受美国共和党之托，和一位侨领赴北京，见到了万里委员长，并得到万里的批准，得以进入中国，代表美国硅谷的企业，扶助中国的电子工业。后来，冯先生先后在中国从事过环保、交通、医药、农业及艾滋病、精神病等等许多中美合作项目。10多年来，他走遍中国城乡，目睹社会激荡而光怪陆离的变化。
这个专访，先从中国泛社会的"腐败绝症"讲起----
中国之制度性腐败，正是社会不公之一种。腐败之癌令群医束手，药石无效，亦在于人民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可怕的是，它成了常态之后公众的冷漠也成了常态，他们渐地觉得接受"开明专制"也非坏事，生存权平安落袋，舍此何求？于是，自由便成了"和平演变"的毒药，人权不过是西方苍蝇在中国酱缸里下的蛆。
然而顺民"做稳"了，却也要付出代价的，社会不公只是其一；公民权利的贫弱，还在于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终日被舆论导向所愚弄，俯仰由人；亦在于法治无门，腐恶横溢，竟至军队走私，警察索贿，官商结为鱼水之情遂有鱼水之欢；说到社会之"诚信"荡然，又岂止商品伪劣？连做人的言行都伪劣不堪。于是，中国的骗子群落从来没有今日这样繁荣昌盛，居然充斥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已修炼出道的骗徒和正努力学习骗术的准骗徒，早就把自己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骗光了，便去骗至交好友；连朋友都骗光了，便去倒腾自己的亲人......
又如，农民税赋之苛重，再把九年义务教育"施恩"予他们，竟似吴牛喘月！便常闻"爱民如子"的高官指责农村基层"恶霸"害人，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__中央给农民划定的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不太重，但九年义务教育制的钱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基层干部不去摊派强征，哪来的教育经费？恶霸固然横行乡里，但恶霸是怎样炼成的？
如此说来，制度性的腐败之外，还要加上制度性的撒谎。美国安德森会计公司为安然公司做假帐，以及美国的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做假案，不但令美国人痛心疾首，也令中国的传媒有了发挥的话题。不过，中国的会计审计系统已经病入膏肓，以至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证券审计要交给美国的BIG5五大会计公司来管帐，而安德森公司正是BIG5之一。如果说美国的假帐案是人人恶之的大脓疮，中国的会计公司和审计系统则是晚期癌症，绝望到令人弃它而去的地步。并非美国人的道德操守要比中国人高，而是制度使然，在中国作假不用坐牢不至倾家荡产，而且你不作假还不行，否则并无立锥之地。
腐败与虚伪两大瘤结梗塞着中国的动脉血管，公德与私德都如泥石流般崩塌，窃国者与窃钩者便联袂而上。侵吞公共资源而卷款潜逃的，那是触了霉头的失败者，大多数是用不着逃的，他们还稳坐于"人肉筵宴"的上席；如此怎怨得了毛贼式的割电缆、盗卖公物、扒火车哄抢物资乃至谋财害命的假药毒酒？如鲁迅言："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幸而，中国总算把连年和自己一道"排排坐吃果果"的贪腐大国印尼给撇下了，根据总部设在德国的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这个非盈利非党派的组织在全球有80多个分部)最新公布排行榜，中国的贪腐指数为三点五分，印尼不足二分(亚洲排名最佳的新加坡超过九分，以下香港 陉K点五分，日本为七点一分)；不知是中国的反贪微见成效，还是印尼变得更腐败了；中国现在和谁"排排坐"？是和多米尼加和埃塞俄比亚并列！
关于廉政肃贪，排名高的全部是发达国家。而多党制的政党监督；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的法律监督。归根到底，还是制度性的问题。然而民主制度虽能让政治清明，却也不能遏止"人性恶"之种种欲念，前述的各国贪腐指数排行榜，在102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9的台湾为五点六分(去年为五点九分)，韩国则低于五分，这两地都奉行民主制度，但它们都有共同病灶，就是政府(或政党)控制的公共财产过多(台湾好一些，韩国更甚)，大凡财产界定比较模糊的公共资源，永远会诱发人们的贪念。中国政府可控的公共财产更是大得无边，按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光国有土地 ?不包括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有25万亿人民币。查中国贪官墨吏的敛财史，超过一半是侵吞公共资产，第一就是倒腾土地，次为公营企业资产。
如何界定厘清财产权的归属，该公有的让人民共享，该私有的就不要拖泥带水，让它私有化。这比空谈"道德"有效多了。
冯先生自1988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特别是1992年至今，他都作为美国企业在华代表，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他横跨了多个行业，深入过中国城乡。其中，他对中国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凉处境，有过近距离的观察。
冯先生目睹了国营企业急剧衰颓的"无治之癌"，以及民间积聚的民怨；至于处境至为悲凉的"下岗职工"，嗷嗷待哺，已置身于山穷水尽的绝境……冯先生形容东北为"重灾区"，东三省是中国工业化的摇篮。日伪时期，它建立了最初的重工业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率先确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范孟泰、王崇伦；六十年代的王进喜、尉凤英、姚连蔚都出在东北。然而，自八十年代的"开放改革"始，东三省由璨烂归于平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这台中国重工业的"母机"运转不灵，并被指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坊间有一顺口溜，说东北人"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难免的，东北百姓的收入近十六年来都是全国的"低谷"。
解剖大陆的国营企业，东北最典型；解剖东北三省，辽宁最典型；解剖辽宁，沈阳最典型。沈阳３３０个大中型国企，一半以上处于停产半停产的亏损状态。据保守估计，全沈阳约有数十万下岗职工失业。其中的"特别困难户"，得到的补助连吃咸菜稀饭都不够！不幸的是，国营企业改造毫无进展，国家贷款如无底洞，国企依然沉 难起。他认为：东北工业基地恍如一头巨大的恐龙，架子仍在，气脉已虚。
追溯到１９８６年沈阳首宗失业工人自发的请愿，胡赵时代从１９８４年开始城市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的正是笨重迟钝而且亏损累累的国营企业。一向备受计划经济之"父爱"关怀的产业工人，无法忍受揭不开锅的困窘，涌进市政府，"要工作"！"要饭吃"！"要见市长"！沈阳市长李长春与失业者对话，也一时为之语塞，便倾囊拿出身上现钞，恳请工人收下。群众喊道："我们不要市长的钱，我们要共产党的钱！"李市长说："共产党不是能点石成金的神仙"。他于是带领大家唱一首歌，什么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此时的《国际歌》，竟是悲歌一曲，极具反讽意味。
九十年代东北国企大萧条之时，冯先生亲临其境，他和四个美国客人在圣诞节期间到锦州，在一家夜总会外看到200多女性在雪中等生意，后来有5名女性"幸运"地被邀请进去，冯先生在和她们跳舞过程中，了解到她们都是当地煤矿和铝厂的失业女工，其中有三代都系该企业的工人世家……东北只不过是全国的缩影，现在中国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国际安全线！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