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权利基金的副主席巴马 阿斯雷亚说，"在排名榜上，中国是最后一名。" 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国是全世界劳动条件最差的国家，可以去问三十岁的贺群 (音译) 。贺以前是操作机器的工人，她的工作是在钢板上钻眼。有一天她在劳动时见一只被截断的手掉在地上。贺说，"我只记得当时很纳闷：这是哪儿来的手呀？" 这只手是贺的，她也就此失业了。
贺所在的那家工厂的女发言人说，"绝大部份工伤事故都是工人自己不小心所造成的。" 这么说不全面。贺每周劳动七天、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这是违反中国劳动法的。那位女发言人说工人都受过充分的安全生产教育。这种说法也不对。至少贺没有受过安全生产教育，也没有安全防护设备。工厂给了贺一小笔钱，叫她马上离厂。她跟其他千百万中国工人一样，没有公家或私人提供的任何保险。
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可是对中国的许多工人来说，劳动条件却越来越差。工人们不是在国有工厂而是在私有和外资工厂里忍受着最恶劣的劳动条件。贺群的那家工厂就是合资企业：广东隆化尼新塑料和金属用品厂。人们一般认为在非国家控制的工厂里劳动条件要好一些，在中国却并非如此。
原因何在？中国庞大的中央政府无法在日益发展的非国有经济部门贯彻劳动法。广东有许多私营和外资工厂，也是全国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官方的二十一世纪商业导报说，广东每年有三万工人断指或断肢。
北京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说，今年上半年就有53，302名工人死于447，234起事故。真正的死亡人数肯定还要多，因为许多事故并没有上报。去年，在中国农村地区发现过工人的尸体，这是某些工厂主和矿主在发生事故后企图以弃尸灭迹来逃避责任。国家安全生产局局长王先政 (音译) 最近说，除了航空和公路交通这两个部门，其他部门的安全生产情况都恶化了。中国越来越繁荣，它的劳动场所却越来越危险。
如果一个极权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改善他们工人的劳动条件，又有谁能办到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许离中国最远的人却在这方面做得最有成绩。全世界的劳工活动家一直从道义上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作场所建立和实施高标准的安全生产条件，而且已经初见成效：某些为外国公司生产的工厂已经改善了它们的劳动条件。不过，大工厂把生产任务分包给小厂家的做法却抵消了已有的进步。
劳动条件已有所改善，但是，美国公司还得加倍努力。贺群那样的事例已经促使美国政治家们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关注。不久前国会-政府中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是个预警：中国的劳动条件很快就会在华盛顿成为政治问题。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其负责人是蒙大拿州参议员马克斯 鲍克斯。
该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就要求中国境内的美国公司 "查明工人人身安全受侵害" 的情况 ，并提请中国政府官员注意。该报告认为这是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 "长期合作关系" 的一项措施。用这种办法来实施国际劳动标准固然精神可嘉，但未必行得通，因为北京已经指责这份报告是 "干涉" 中国内政。
虽然委员会无法强制中国采取措施，它却可以在国内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委员会打算把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作为明年工作的重点，审查美国公司的实际行动是否履行了它们的主张和承诺。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说，"委员会将审查公司制订的社会责任计划和政策，重点是检查美国公司是否履行了把 '美国价值观' 带进中国的承诺，以及这些价值观体现了什么。"
公司则声称由于实施新的劳动标准，它们的员工已经身受其益。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199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居住时，亲眼见到外国银行和合资企业员工所享受的待遇。他们不仅工资高，而且按照书面的雇用政策和惯例有更多培训的机会。外国企业工作场所的条件要好于当地企业，在维护保养方面也胜于当地企业。离开外国公司去地方公司工作的中国人都觉得后者的条件不尽人意而有待改善。
斯各特 格雷特海德于十一月就美国公司在国外经营的标准问题在纽约组织了一次名为 "纠正错误" 的会议。他说，"鉴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华盛顿开始对公司的表现进行审查，看他们是否是言行一致的好公司，工商界的成员不必为此而大惊小怪。" 中国是世界上劳动条件最差的国家，如果美国公司对此也有连带责任，或者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它们会在国内承受其政治后果的。格雷特海德说的好："二十一世纪要求做得更好。"
转载自Jamestown Foundation,中国简报，11/21/02
章家敦是兰登公司去年出版的 "中国即将崩溃" 一书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