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生态：无可奈何地失去及无法预测的变化

十二月初，本刊转载了《新闻周刊》记者唐建光撰写的通讯“三峡生态悬念待解”，在这年终岁末之际，我们又特地向读者推荐《南方周末》记者李虎军的文章“格伦峡谷大坝的故事”。 这一北一南的杂志，讲的是一中一外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风牛马不相干，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不难看出其中的某种联系。 海外的一个中文网站在转发《南方周末》的文章时，干脆在其标题“格伦峡谷大坝的故事”后面加上“看三峡大坝”的字样。

唐建光的文章是在采访中国科学院三位知名科学家陈伟烈、陈国阶和曹文宣 (还有一位是张先锋博士) 后写成的。这三名学者不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而且在二十年前就与三峡生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坚持这样的结论：单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肯定是弊大于利。这一结论其实代表了相当多的科学家的看法，不管他们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与否，也不管他们是否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即使最坚决的主上派和支持者，如果具有最基本的环境意识或最起码的生态学常识，也对这一问题心知肚明。只不过有其它更大利益的驱动，他们或是不愿意正视生态环境问题，或是在各种场合有意回避这些问题，或是不切实际地对有利方面夸大其词。

例如当有记者问三峡公司总工程师张超然，来自长江上游的卵石砾石淤积会不会威胁到三峡水库时，张超然却故意避开具有推移质特性的卵石砾石，大谈特谈悬移质的泥沙和所谓的“蓄清排浑”模式，基本上是答非所问。更妙的是该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安，真个是不读书不看报，连自家办的报纸《三峡工程报》也不看一眼，对记者信口开河，不无夸张地说“三峡水库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可《三峡工程报》对类似的说法早就予以明确的否定。

自然法则或环境演化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科学家们深知大坝的建成将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深感忧郁的是植物物种的丧失，水生生物的灭绝，鱼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长江总体生态环境无法预测的改变。

李虎军的文章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中国人一向认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而我们有理由从别人的经历得到经验与教训。无论是科罗拉多河上的格伦峡谷大坝，还是尼罗河上的阿斯旺高坝，它们的生态变化与环境问题都可以为在建的三峡提供十分有用的参考与借鉴。

其实中国不乏自己的经验教训，特别在修建高坝大库方面。也如《经济参考报》记者仲伟志所指出的，中国其实也有相当优秀的科学家。三门峡大坝和黄万里恐怕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斯人已去但三门峡大坝仍然耸立在那儿，向世人昭示它所经历的人类的荒唐、无知与狂妄。但中国人不是那种轻易接受教训的一类，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河水虽然已是捉襟见肘 (郑义形容它是到处漏水的破水管)，不仅大坝仍然在不停地修，而且将宝贵的水用之于“造洪冲沙”。这仿佛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人与自然之战：人们修大坝为了拦洪发电，结果拦下了太多的泥沙，为了冲走泥沙又模仿自然制造人为的洪水。大家都忘了黄万里早就说过，如果利用得当，黄河的水和沙都是有益无害的。

科学家们也告诉我们，一直被我们视之为天灾的长江洪水却是四大家鱼繁殖的重要条件。当三峡大坝能以人工方式控制洪水之时，我们将失去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渔业资源。所以科学家们设想在三峡大坝之下模仿自然，再以人工方式制造洪水来恢复鱼类所需要的环境。真有点儿象走迷宫似的，从自然的原态，到改造自然，随后又到恢复自然，走来走去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只不过在这曲曲折折之中，人类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两千年之后我们仍然惊叹都江堰的巧夺天工，试想想，三峡大坝建成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是赞扬我们的高瞻远瞩呢还是骂我们鼠目寸光?

更要命的是，我们人类实际上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所知甚少。 我们真的对长江了解很多很透吗? 即使被誉为所谓“长江王”的人 ，除了修坝建库之外，对长江又知几多?

曹文宣院士说，长江的环境是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缓慢形成的生态系统，如果在十多年内发生剧烈的改变，很多生物都不可能适应。上下游的流速、水温、河势、泥沙等等条件的变化，也将极大地改变鱼类的栖息环境、繁殖条件和饵料条件，给鱼类带来冲击。

陈国阶教授说，生态系统是一个紧密关联的复杂系统，很多影响是潜伏的，变化过程将是漫长和难以预见的。 还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他举例说，一个微小的因素，如泥沙变化，可能导致浮游生物和藻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鱼类以至整个水生生态系统。

对于泥沙问题，工程当局一直拿所谓的“蓄清排浑”模式敷衍搪塞。说是夏季水库将在低水位下运行以便库内泥沙可以冲出去，但谁都明白三峡水库的第一功能是防洪，它夏季应该做的是将洪水蓄起来。这是一个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工程当局最为担心的恰恰是这个完全没有把握的泥沙问题。因此在金沙江上修向家坝和溪落渡两个巨坝以拦截上游泥沙就成了当务之急。长江上的所谓“滚动开发”不仅仅是个纯经济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三峡水库的使用寿命。　

还有更多的环境变化问题，科学家称“我们尚不清楚”。诸如上游的泥沙淤积，中下游的侵蚀冲刷，河口区域的岸线倒退。当笔者2000年乘“长江明珠”号在三峡旅游时，导游小姐指着长江北岸的新滩和南岸的链子岩说，旧的新滩镇曾在一夜之间毁于滑坡，对岸的链子岩本来也是岌岌可危，花了无数的人民币才以人工方法控制住，我们真的不知道水库蓄水后，当基岩与坡脚受到长期浸泡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很惊讶一个年轻的导游会想到这么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我们的读者之一，侨居美国的金刀先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也是他担心的问题：他说在泥沙排出三峡大坝后，在三峡和葛洲坝之间 (两者相距约40公里) 的长江水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将二坝之间淤积的泥沙送出去?

迄今为止，好象没有人想到或是关心类似的问题。大家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忙活。很多人并不在意三峡大坝修好之后会怎么样。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与之相对无关的人又觉得三峡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

我们目前所能想到的是，三峡大坝比格伦峡谷大坝大得多，三峡库区也比科罗拉多河谷的生态环境更复杂。三峡大坝建成后既可能重复科罗拉多河谷的环境问题，也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及意想不到的生态后果。

对于三峡生态，失去的将永远地无可奈何地失去，而未来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一个更为沉重的现实是，正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所李贵宝博士所说，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起来非常困难。(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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