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一次被捕
共产党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种暴行制度，从早期对日战争时，共产党便开始加于其自己国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开始使用在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当共产党扩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后控制全部中国大陆，他们更使用出极端的恐怖政策──大规模屠杀──作为他们党的政策。
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国的报纸杂台，尚未详细报导共产党大量屠杀中国人的新闻。在若干情形下，共产党开始利用所谓“合法辩护”的滑稽剧，将被牺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万人的诛戮。他们对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衔头，予以处决。
那时候美国的兵士与陆战队，在韩国的激烈战争中负起重大责任已逾一年。联合国最初是以“警察行动”去制止北韩共党侵略新兴的大韩民国，直到毛泽东看到北韩面临惨败而自中共大陆冲下后，这场战争就变成全面战争。
恐怖政策，开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战术，如匿名信及恐吓等，然后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各种恐怖手段。实际上，用阶级斗争所维持的共产统治，因恐怖气氛的弥漫而巩固。最初，共产党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触犯共产党规律的恐惧。然后，当党里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职责与任务显出疏忽或冷淡时，便每年举行几次整肃。这种整肃有双重作用：把领袖认为有危害于主义的一些“弱点”予以移除，同时使人民不断地增加恐惧心。这样，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变成微弱驯服而易于控制。
起初，共产党在乡间比在都市里更为残暴无情，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被消灭得比城里要快。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他静悄悄地听着，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喜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着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着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着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战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着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着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画，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为什么呢”？我追问着。
他踌躇了一下。
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他面孔显示得坦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共产党的诡计大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着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看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着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间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会杀掉。现在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我们约定两星期内在安国会面，把他隐藏起来，同时我计画协助他去重庆。我们谈话几近六小时他才离去。最少我也预先得到警告我将面临的事，我相信我这位共产党朋友在目前不会对我作出什么邪恶的事，虽然我也相信他没办法制止共产党在桥头阻止我搜查我。他的安全，全看我能否安然返回安国而定。我已经给他保证。他知道我不会食言，同时我也不得不相信他答应协助我的话。但是我对他的相助能力并无信心。假如我老早晓得，像他这样一个投机者，虽然一度坠落并且那样软弱，而仍有崇高的信义感时，当时我也许感觉安适些。
后来他到了安国，他疏远我，不和教会发生关系，也摆脱了共产党，迳自投降日本人去了。他曾通知我，叫我不必忧虑；他会永远记住我对他的救命大恩，并且不把我和共产党往来的事露给日本人！我和他谈过话后，我已经晓得他将不计任何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第二大，我以震惧的心情走向那座桥。常我骑着脚踏车走近桥边时，共产党守卫把我拦住。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守卫把车子向旁边用力一推，几乎使车子滚到河里。那天是个赶集的日子，河里和路上往来的车辆船苹很多。来往赶集的人们川流不息。
那天天气很热，我在频频出汗。我穿着一件中式黑长袍，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梳洗用具，换洗内衣裤，业募玺卖模
